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政治讽刺小说。书中描述的是对极权主义恶性发展的预言——人性遭到扼杀，自由遭到剥夺，思想受到钳制，生活极度贫乏、单调。特别可怕的是：人性已堕落到不分是非善恶的程度。《一九八四》是奥威尔辞世前最后一部著作。极权统治我们都不陌生了，但翻开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还是会有一种凉飕飕的感觉从背脊升起：在一个名曰“大洋国”的地方，全体人民处于完全监视之下、自由与思想是城中绝迹的珍品，屈从与无意识被训练成一种全民心态—-一段写于五十年前的绝妙政治寓言让人不寒而栗：如果有一天这一切再重现……从未在任何极权国家生活过的英国人奥威尔，何以有如此天才般的预见和洞察？其实就象丁春秋的逍遥派、东方不败的日月神教，作家们不过是透视了人性中最原始而丑陋的东西。

第一部 第1节

四月间，天气寒冷晴朗，钟敲了十三下。温斯顿史密斯为了要躲寒风，紧缩着脖子，很快地溜进了胜利大厦的玻璃门，不过动作不够迅速，没有能够防止一阵沙土跟着他刮进了门。

门厅里有一股熬白菜和旧地席的气味。门厅的一头，有一张彩色的招贴画钉在墙上，在室内悬挂略为嫌大了一些。

画的是一张很大的面孔，有一米多宽：这是一个大约四十五岁的男人的脸，留着浓密的黑胡子，面部线条粗犷英俊。温斯顿朝楼梯走去。用不着试电梯。即使最顺利的时候，电梯也是很少开的，现在又是白天停电。这是为了筹备举行仇恨周而实行节约。温斯顿的住所在七层楼上，他三十九岁，右脚脖子上患静脉曲张，因此爬得很慢，一路上休息了好几次。每上一层楼，正对着电梯门的墙上就有那幅画着很大脸庞的招贴画凝视着。这是属于这样的一类画，你不论走到哪里，画面中的眼光总是跟着你。下面的文字说明是：老大哥在看着你。

在他住所里面，有个圆润的嗓子在念一系列与生铁产量有关的数字。声音来自一块象毛玻璃一样的椭圆形金属板，这构成右边墙壁的一部分墙面。温斯顿按了一个开关，声音就轻了一些，不过说的话仍听得清楚。这个装置(叫做电幕)可以放低声音，可是没有办法完全关上。他走到窗边。

他的身材瘦小纤弱，蓝色的工作服——那是党内的制服——

更加突出了他身子的单薄。他的头发很淡，脸色天生红润，他的皮肤由于用粗肥皂和钝刀片，再加上刚刚过去的寒冬，显得有点粗糙。

外面，即使通过关上的玻璃窗，看上去也是寒冷的。在下面街心里，阵阵的小卷风把尘土和碎纸吹卷起来，虽然阳光灿烂，天空蔚蓝，可是除了到处贴着的招贴画以外，似乎什么东西都没有颜色。那张留着黑胡子的脸从每一个关键地方向下凝视。在对面那所房子的正面就有一幅，文字说朋是：老大哥在看着你。那双黑色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温斯顿的眼睛。在下面街上有另外一张招贴画，一角给撕破了，在风中不时地吹拍着，一会儿盖上，一会儿又露出唯一的一个词儿“英社”。在远处，一架直升飞机在屋预上面掠过，象一只蓝色的瓶子似的徘徊了一会，又绕个弯儿飞走。这是警察巡逻队，在伺察人们的窗户。不过巡逻队并不可怕，只有思想警察才可怕。

在温斯顿的身后，电幕上的声音仍在喋喋不休地报告生铁产量和第九个三年计划的超额完成情况。电幕能够同时接收和放送。温斯顿发出的任何声音，只要比极低声的细语大一点，它就可以接收到；此外，只要他留在那块金属板的视野之内，除了能听到他的声音之外，也能看到他的行动。当然，没有办法知道，在某一特定的时间里，你的一言一行是否都有人在监视着。思想警察究竟多么经常，或者根据什么安排在接收某个人的线路，那你就只能猜测了。甚至可以想象，他们对每个人都是从头到尾一直在监视着的。反正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高兴，他们都可以接上你的线路。你只能在这样的假定下生活——从已经成为本能的习惯出发，你早已这样生活了：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人听到的，你作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

温斯顿继续背对着电幕。这样比较安全些；不过他也很明白，甚至背部有时也能暴露问题的。一公里以外，他工作的单位真理部高耸在阴沉的市景之上，建筑高大，一片白色。这，他带着有些模糊的厌恶情绪想——这就是伦敦，一号空降场的主要城市，一号空降场是大洋国人口位居第三的省份。他竭力想挤出一些童年时代的记忆来，能够告诉他伦敦是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是不是一直有这些景象：破败的十九世纪房子，墙头用木材撑着，窗户钉上了硬纸板，屋顶上盖着波纹铁皮，倒塌的花园围墙东倒西歪；还有那尘土飞扬、破砖残瓦上野草丛生的空袭地点；还有那炸弹清出了一大块空地，上面忽然出现了许多象鸡笼似的肮脏木房子的地方。可是没有用，他记不起来了；除了一系列没有背景、模糊难辨的、灯光灿烂的画面以外，他的童年已不留下什么记忆了。

真理部——用新话来说叫真部——同视野里的任何其他东西都有令人吃惊的不同。这是一个庞大的金字塔式的建筑，白色的水泥晶晶发亮，一层接着一层上升，一直升到高空三百米。从温斯顿站着的地方，正好可以看到党的三句口号，这是用很漂亮的字体写在白色的墙面上的：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据说，真理部在地面上有三千间屋子，和地面下的结构相等。在伦敦别的地方，还有三所其他的建筑，外表和大小与此相同。它们使周围的建筑仿佛小巫见了大巫，因此你从胜利大厦的屋顶上可以同时看到这四所建筑。它们是整个政府机构四部的所在地：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艺术；和平部负责战争；友爱部维持法律和秩序；富裕部负责经济事务。用新话来说，它们分别称为真部、和部、爱部、富部。

真正教人害怕的部是友爱部．它连一扇窗户也没有。温斯顿从来没有到友爱部去过，也从来没有走近距它半公里之内的地带．这个地方，除非因公，是无法进入的，而且进去也要通过重重铁丝网、铁门、隐蔽的机枪阵地．甚至在环绕它的屏障之外的大街上，也有穿着黑色制服、携带连枷棍的凶神恶煞般的警卫在巡逻。

温斯顿突然转过身来．这时他已经使自已的脸部现出一种安详乐观的表情，在面对电幕的时候，最好是用这种表情。他走过房间，到了小厨房里。在一天的这个时间里离开真理部，他牺牲了在食堂的中饭，他知道厨房里没有别的吃的，只有一块深色的面包，那是得省下来当明天的早饭的。

他从架子上拿下一瓶无色的液体，上面贴着一张简单白色的标签：胜利杜松子酒。它有一种令人难受的油味儿，象中国的黄酒一样。温斯顿倒了快一茶匙，硬着头皮，象吃药似的咕噜一口喝了下去。

他的脸马上绯红起来，眼角里流出了泪水。这玩艺儿象硝酸，而且，喝下去的时候，你有一种感觉，好象后脑勺上挨了一下橡皮棍似的。不过接着他肚子里火烧的感觉减退了，世界看起来开始比较轻松愉快了。他从一匣挤瘪了的胜利牌香烟盒中拿出一支烟来，不小心地竖举着，烟丝马上掉到了地上。他拿出了第二支，这次比较成功。他回到了起居室，坐在电幕左边的一张小桌子前。他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一支笔杆、一瓶墨水、一本厚厚的四开本空白簿子，红色的书脊，大理石花纹的封面。

不知什么缘故，起居室里的电幕安的位置与众不同。按正常的办法，它应该安在端墙上，可以看到整个房间，可是如今却安在侧墙上，正对着窗户。在电幕的一边，有一个浅浅的壁龛，温斯顿现在就坐在这里，在修建这所房子的时候，这个壁龛大概是打算放书架的。温斯顿坐在壁龛里，尽量躲得远远的，可以处在电幕的控制范围之外，不过这仅仅就视野而言。当然，他的声音还是可以听到的，但只要他留在目前的地位中，电幕就看不到他。一半是由于这间屋子的与众不同的布局，使他想到要做他目前要做的事。

但这件事也是他刚刚从抽屉中拿出来的那个本子使他想到要做的。这是一本特别精美的本子。光滑洁白的纸张因年代久远而有些发黄，这种纸张至少过去四十年来已久未生产了。不过他可以猜想，这部本子的年代还要久远得多。他是在本市里一个破破烂烂的居民区的一家发霉的小旧货铺中看到它躺在橱窗中的，到底是哪个区，他已经记不得了。他当时一眼就看中，一心要想得到它。照理党员是不许到普通店铺里去的(去了就是“在自由市场上做买卖”)，不过这条规矩并不严格执行，因为有许多东西，例如鞋带、刀片，用任何别的办法是无法弄到的，他回头很快地看了一眼街道两头，就溜进了小铺子，花二元五角钱把本子买了下来。当时他并没有想到买来干什么用。他把它放在皮包里，不安地回了家。即使里面没有写什么东西，有这样一个本子也是容易引起怀疑的。

他要做的事情是开始写日记。写日记并不是不合法的(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合法的，因为早已不再有什么法律了)，但是如被发现，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肯定，会受到死刑的惩处，或者至少在强迫劳动营里干苦役二十五年。温斯顿把笔尖愿在笔杆上，用嘴舔了一下，把上面的油去掉。这种沾水笔已成了老古董，甚至签名时也不用了，他偷偷地花了不少力气才买到一支，只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精美乳白的本子只配用真正的笔尖书写，不能用墨水铅笔涂划。实际上他已不习惯手书了。除了极简短的字条以外，一般都用听写器口授一切，他目前要做的事，当然是不能用听写器的。他把笔尖沾了墨水，又停了一下，不过只有一刹那。他的肠子里感到一阵战颤。在纸上写标题是个决定性的行动。他用纤小笨拙的字体写道：

1984年4月4日

他身子往后一靠。一阵束手无策的感觉袭击了他。首先是，他一点也没有把握，今年是不是1984年。大致是这个日期，因为他相当有把握地知道，自已的年龄是三十九岁，而且他相信他是在1944年或1945年生的。但是，要把任何日期确定下来，误差不出一两年，在当今的时世里，是永远办不到的。

他突然想到，他是在为谁写日记呀？为将来，为后代。

他的思想在本子上的那个可疑日期上犹豫了一会儿，突然想起了新话中的一个词儿“双重思想”。他头一次领梧到了他要做的事情的艰巨性。你怎么能够同未来联系呢？从其性质来说，这样做就是不可能的。只有两种情况，要是未来同现在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未来就不会听他的，要是未来同现在不一样，他的处境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他呆呆地坐在那里，看着本子。电幕上现在播放刺耳的军乐了。奇怪的是，他似乎不仅丧失了表达自己的能力，而且甚至忘掉了他原来要想说什么话了。过去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准备应付这一时刻，他从来没有想到过，除了勇气以外还需要什么。实际写作会是很容易的。他要做的只是把多年来头脑里一直在想的、无休止的、无穷尽的独白付诸笔墨就行了。但是在目前，甚至独白也枯竭了。此外，他的静脉曲张也开始痒了起来，使人难熬。他不敢抓它，因为一抓就要发炎。时间滴嗒地过去。他只感到面空白的纸张，脚脖子上的皮肤发痒，音乐的聒噪，杜松子酒引起的一阵醉意。

突然他开始慌里慌张地写了起来，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他写的是些什么。他的纤小而有些孩子气的笔迹在本子上弯弯曲曲地描划着，写着写着，先是省略了大写字母，最后连句号也省略了：

1984年4月4日。昨晚去看电影。全是战争片。一部很好，是关于一艘装满难民的船，在地中海某处遭到空袭。观众看到一个大胖子要想游开去逃脱追他的直升飞机的镜头感到很好玩。你起初看到他象一头海豚一样在水里浮沉，后来通过直升飞机的瞄准器看到他，最后他全身是枪眼，四周的海水都染红了，他突然下沉，好象枪眼里吸进了海水一样。下沉的时候观众笑着叫好。接着你看到一艘装满儿童的救生艇，上空有一架直升飞机在盘旋。

有个中年妇女坐在船首，大概是个犹太女人，怀中抱着一个大约三岁的小男孩。小男孩吓得哇哇大哭，把脑袋躲在她的怀里，好象要钻进她的胸口中去似的，那个妇女用胳膊搂着他，安慰着他，尽管她自己的脸色也吓得发青。她一度用自己的胳膊尽可能地掩护着他，仿佛她以为自己的胳膊能够抵御子弹不伤他的身体似的。接着直升飞机在他们中间投了一颗二十公斤的炸弹，引起可怕的爆炸，救生艇四分五裂，成为碎片。接着出现一个很精采的镜头一个孩子的胳膊举了起来越举越高越举越高一直到了天空中一定有架机头装着摄影机的直升飞机跟着他的胳膊，在党员座中间发出了很多的掌声但是在无产座部分有个妇女突然吵了起来大声说他们不应该在孩子们面前放映这部电影他们在孩子们面前放映这部电影是不对的最后警察把她赶了出去我想她不致于会遇到什么不愉快的结果无产者说些什么没有人会放在心上典型的无产者反应他们决不会——

温斯顿停下了笔，一半是因为他感到手指痉挛。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使他一泻千里地写出这些胡说八道的话来。

但奇怪的事情是，他在写的时候，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记忆在他的思想中明确起来，使他觉得自已有能力把它写下来。他现在认识到，这是因为有另一件事情才使他突然决定今天要回家开始写日记。

如果说，这样一件模模糊糊的事也可以说是发生的话，这件事今天早上发生在部里。

快到十一点的时候，在温斯顿工作的纪录司，他们把椅子从小办公室拖出来，放在大厅的中央，放在大电幕的前面，准备举行两分钟仇恨。温斯顿刚刚在中间一排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有两个他只认识脸孔、却从来没有讲过话的人意外地走了进来。其中有一个是他常常在走廊中遇到的一个姑娘。

他不道她的名字，但是他知道她在小说司工作。由于他有时看到她双手沾油，拿着扳钳，她大概是做机械工的，拾掇那些小说写作机器。她是个年约二十七岁、表情大胆的姑娘，浓浓的黑发，长满雀斑的脸，动作迅速敏捷，象个运动员。她的工作服的腰上重重地围了一条猩红色的狭缎带，这是青年反性同盟的标志，围的不松不紧，正好露出她的腰部的苗条。温斯顿头一眼看到她就不喜欢她。他知道为什么原因。这是因为她竭力在自己身上带着一种曲棍球场、冷水浴、集体远足、总的来说是思想纯洁的味道。几乎所有的女人他都不喜欢，特别是年轻漂亮的。总是女人，尤其是年轻的女人，是党的最盲目的拥护者，生吞活剥口号的人，义务的密探，非正统思想的检查员。但是这个女人使他感到比别的更加危险。有一次他们在走廊里遇到时，她很快地斜视了他一眼，似乎看透了他的心，刹那间他充满了黑色的恐惧。他甚至想到这样的念头：她可能是思想警察的特务。不错，这是很不可能的。但是只要她在近处，他仍有一种特别的不安之感。这种感觉中掺杂着敌意．也掺杂着恐惧。

另外一个人是个叫奥勃良的男人，他是核心党员，担任的职务很重要，高高在上，因此温斯顿对他职务的性质只有一种很模糊的概念。椅子周围的人一看到核心党员的黑色工作服走近时，都不由得肃静下来。奥勃良是个体格魁梧的人，脖子短粗，有着一张粗犷残忍、兴高采烈的脸。尽管他的外表令人望而生畏，他的态度却有一定迷人之处。他有一个小动作奇怪地使人感到可亲，那就是端正一下鼻梁上的眼镜；也很难说清楚，这奇怪地使人感到很文明。如果有人仍旧有那样想法的话，这个姿态可能使人想到一个十八世纪的绅士端出鼻烟匣来待客。温斯顿大概在十多年来看到过奥勃良十多次。他感到对他特别有兴趣，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他对奥勃良彬彬有礼的态度和拳击师的体格的截然对比感到有兴趣。

更多的是因为他心中暗自认为——也许甚至还不是认为，而仅仅是希望——奥勃良的政治信仰不完全是正统的。他脸上的某种表情使人无法抗拒地得出这一结论。而且，表现在他脸上的，甚至不是不正统，而干脆就是智慧。不过无论如何，他的外表使人感到，如果你能躲过电幕而单独与他在一起的话，他是个可以谈谈的人。温斯顿从来没有做过哪怕是最轻微的努力来证实这种猜想；说真的，根本没有这样做的可能。现在，奥勃良瞥了一眼手表，看到已经快到十一点了，显然决定留在纪录司，等两分钟仇恨结束。他在温斯顿那一排坐了下来，相隔两把椅子。中间坐的是一个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她在温斯顿隔壁的小办公室工作。那个黑头发的姑娘坐在他们背后一排。

接着，屋子那头的大电幕上突然发出了一阵难听的摩擦声，仿佛是台大机器没有油了一样。这种噪声使你牙关咬紧、毛发直竖。仇恨开始了。

象平常一样，屏幕上闪现了人民公敌爱麦虞埃尔果尔德施坦因的脸。观众中间到处响起了嘘声。那个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发出了混杂着恐惧和厌恶的叫声。果尔德施坦因是个叛徒、变节分子，他一度(那是很久以前了，到底多久，没有人记得清楚)是党的领导人物之一，几乎与老大哥本人平起平坐，后来从事反革命活动，被判死刑，却神秘地逃走了，不知下落。两分钟仇恨节目每天不同，但无不以果尔德施坦因为其重要人物。他是头号叛徒，最早污损党的纯洁性的人。后来的一切反党罪行、一切叛国行为、破坏颠覆、异端邪说、离经叛道都是直接起源于他的教唆。反正不知在什么地方，他还活着，策划着阴谋诡计；也许是在海外某个地方，得到外国后台老板的庇护；也许甚至在大洋国国内某个隐蔽的地方藏匿着——有时就有这样的谣传。

温斯顿眼睛的隔膜一阵抽搐。他看到果尔德施坦因的脸时不由得感到说不出的滋味，各种感情都有，使他感到痛苦。

这是一张瘦削的犹太人的脸，一头蓬松的白发，小小的一撮山羊胡须——一张聪明人的脸庞，但是有些天生的可鄙，长长的尖尖的鼻子有一种衰老性的痴呆，鼻尖上架着一副眼镜。这张脸象一头绵羊的脸，它的声音也有一种绵羊的味道。

果尔德施坦因在对党进行他一贯的恶毒攻击，这种攻击夸张其事，不讲道理，即使一个儿童也能一眼看穿，但是听起来却有似乎有些道理，使你觉得要提高警惕，别人要是没有你那么清醒的头脑，可能上当受骗。他在谩骂老大哥，攻击党的专政，要求立即同欧亚国媾和，主张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思想自由，歇斯底里地叫嚷说革命被出卖了——

所有这一切的话都是用大字眼飞快地说的，可以说是对党的演说家一贯讲话作风的一种模仿，甚至还有一些新话的词汇；说真的，比任何党员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使用的新话词汇还要多。在他说话的当儿，唯恐有人会对果尔德施坦因的花言巧语所涉及的现实有所怀疑，电幕上他的脑袋后面有无穷无尽的欧亚国军队列队经过——一队又一队的结实的士兵蜂拥而过电幕的表面，他们的亚细亚式的脸上没有表情，跟上来的是完全一样的一队士兵。这些士兵们的军靴有节奏的踩踏声衬托着果尔德施坦因的嘶叫声。

仇恨刚进行了三十秒钟，屋子里一半的人中就爆发出控制不住的愤怒的叫喊。电幕上扬扬自得的羊脸，羊脸后面欧亚国可怕的威力，这一切都使人无法忍受；此外，就凭果尔德施坦因的脸，或者哪怕只想到他这个人，就自动的产生恐惧和愤怒。不论同欧亚国相比或东亚国相比，他更经常的是仇恨的对象，因为大洋国如果同这两国中的一国打仗，同另外一国一般总是保持和平的。但是奇怪的是，虽然人人仇恨和蔑视果尔德施坦因，虽然每天，甚至一天有上千次，他的理论在讲台上、电幕上、报纸上、书本上遭到驳斥、抨击、嘲笑，让大家都看到这些理论是多么可怜的胡说八道，尽管这样，他的影响似乎从来没有减弱过。总是有傻瓜上当受骗。思想警察没有一天不揭露出有间谍和破坏分子奉他的指示进行活动。他成了一支庞大的隐蔽的军队的司令，这是一帮阴谋家组成的地下活动网，一心要推翻国家政权。它的名字据说叫兄弟团，谣传还有一本可怕的书，集异端邪说之大成，到处秘密散发，作者就是果尔德施坦因。这本书没有书名。大家提到它时只说那本书。不过这种事情都是从谣传中听到的。任何一个普通党员，只要办得到，都是尽量不提兄弟团或那本书(thebook)的。

仇恨到了第二分钟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大家都跳了起来，大声高喊，要想压倒电幕上传出来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羊叫一般的声音。那个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脸孔通红，嘴巴一张一闭，好象离了水的鱼一样。甚至奥勃良的粗犷的脸也涨红了。他直挺挺地坐在椅上，宽阔的胸膛胀了起来，不断地战栗着，好象受到电流的袭击。温斯顿背后的黑头发姑娘开始大叫“猪猡！猪猡！猪猡！”她突然拣起一本厚厚的新话词典向电幕扔去。它击中了果尔德施坦因的鼻子，又弹了开去，他说话的声音仍旧不为所动地继续着。温斯顿的头脑曾经有过片刻的清醒，他发现自已也同大家一起在喊叫，用鞋后跟使劲地踢着椅子腿。两分钟仇恨所以可怕，不是你必须参加表演，而是要避不参加是不可能的。不出三十秒钟，一切矜持都没有必要了。一种夹杂着恐惧和报复情绪的快意，一种要杀人、虐待、用大铁锤痛打别人脸孔的欲望，似乎象一股电流一般穿过了这一群人，甚至使你违反本意地变成一个恶声叫喊的疯子。然而，你所感到的那种狂热情绪是一种抽象的、无目的的感情，好象喷灯的火焰一般，可以从一个对象转到另一个对象。因此，有一阵子，温斯顿的仇恨并不是针对果尔德施坦因的，而是反过来转向了老大哥、党、思想警察；在这样的时候，他打从心跟里同情电幕上那个孤独的、受到嘲弄的异端分子，谎话世界中真理和理智的唯一卫护者。可是一会儿他又同周围的人站在一起，觉得攻击果尔德施坦因的一切的话都是正确的。在这样的时刻，他心中对老大哥的憎恨变成了崇拜，老大哥的形象越来越高大，似乎是一个所向无故、毫无畏惧的保护者，象块巨石一般耸立于从亚洲蜂拥而来的乌合之众之前，而果尔德施坦因尽管孤立无援，尽管对于是否有他这个人的存在也有怀疑，却似乎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妖物，光凭他的谈话声音也能够把文明的结构破坏无遗。

有时候，你甚至可以自觉转变自己仇恨的对象。温斯顿突然把仇恨从电幕上的脸孔转到了坐在他背后那个黑发女郎的身上，其变化之迅速就象做恶梦醒来时猛的坐起来一样。一些栩栩如生的、美丽动人的幻觉在他的心中闪过。他想象自己用橡皮棍把她揍死，又把她赤身裸体地绑在一根木桩上，象圣塞巴斯蒂安一样乱箭丧身。在最后高潮中，他污辱了她，割断了她的喉管。而且，他比以前更加明白他为什么恨她。

他恨她是因为她年青漂亮，却没有性感，是因为他要同她睡觉但永远不会达到目的，是因为她窈窕的纤腰似乎在招引你伸出胳膊去搂住她，但是却围着那条令人厌恶的猩红色绸带，那是咄咄逼人的贞节的象征。

仇恨达到了最高潮。果尔德施坦因的声音真的变成了羊叫，而且有一度他的脸也变成了羊脸。接着那头羊脸又化为一个欧亚国的军人，高大吓人，似乎在大踏步前进，他的轻机枪轰鸣，似乎有夺幕而出之势，吓得第一排上真的有些人从坐着的椅子中来不及站起来。但是就在这一刹那间，电幕上这个敌人已化为老大哥的脸，黑头发，黑胡子，充满力量，镇定沉着，脸庞这么大，几乎占满了整个电幕，他的出现使大家放心地深深松了一口气。没有人听见老大哥在说什么。他说的只是几句鼓励的话，那种话一般都是在战斗的喧闹声中说的，无法逐宇逐句听清楚，但是说了却能恢复信心。接着老大的脸又隐去了，电幕上出现了用黑体大写字母写的党的三句口号：

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但是老大哥的脸似乎还留在电幕上有好几秒钟，好象它在大家的视网膜上留下的印象太深了，不能马上消失似的。那个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扑在她前面一排的椅子背上。她哆哆嗦嗦地轻轻喊一声好象“我的救星！”那样的话，向电幕伸出双臂。接着又双手捧面。很明显，她是在做祷告。

这时，全部在场的人缓慢地、有节奏地、深沉地再三高叫“B－B！……B-B！……B-B！”*他们叫得很慢，在第一个B和第二个B之间停顿很久。这种深沉的声音令人奇怪地有一种野蛮的味道，你仿佛听到了赤脚的踩踏和铜鼓的敲打。他们这样大约喊了三十秒钟。这种有节奏的叫喊在感情冲动压倒一切的时候是常常会听到的。这一部分是对老大哥的英明伟大的赞美，但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催眠，有意识地用有节奏的闹声来麻痹自已的意识。温斯顿心里感到一阵凉。在两分钟的仇恨中，他无法不同大家一起梦呓乱语，但是这种野兽般的“B-B！……B-B！”的叫喊总使他充满了恐惧。当然，他也和大家一起高喊：不那么做是办不到的。掩饰你真实的感情，控制你脸部的表情，大家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但是有那么一两秒钟的时间里，他的眼睛里的神色很可能暴露了他自己。正好是在这一刹那，那件有意义的事情发生了——如果说那件事情真的发生了的话。

(*英语“老大哥”的第一个字母——译注)

原来在瞬息间他同奥勃良忽然眼光相遇。奥勃良这时已经站了起来。他摘下了眼镜，正要用他一贯的姿态把眼镜放到鼻梁上去。就在这一刹那之间，他们两人的眼光相遇了，在这相遇财刻，温斯顿知道——是啊，他知道(knew)！——奥勃良心里想的同他自己一样。他们两人之间交换了一个无可置疑的信息。好象他们两人的心打了开来，各人的思想通过眼光而流到了对方的心里。“我同你一致，”奥勃良似乎这样对他说。“我完全知道你的想法．你的蔑视、仇恨、厌恶，我全都知道。不过别害怕，我站在你的一边！”但是领悟的神情一闪即逝，奥勃良的肠又象别人的脸一样令人莫测高深了。

情况就是这样，他已经在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发生过这样的情况，这辞事情是从来不会有后继的，唯一结果不过是在他的心中保持这样的信念，或者说希望：除了他自己以外也有别人是党的敌人。也许，说什么普遍存在着地下阴谋的谣言是确实的也说不定，也许真的有兄弟团的存在！尽管有不断的逮捕、招供和处决，仍不可能有把握地说，兄弟团不只是个谣言面已。他有时相信，有时不相信。没有任何证据，只是一些过眼即逝的现象，可能有意义也可能没有意义：一鳞半爪偶然听来的谈话，厕所墙上的隐隐约约的涂抹——甚至有一次两个素不相识的人相遇时手中一个小动作使人觉得好象他们是在打暗号。这都是瞎猜：很可能这一切都是他瞎想出来的。他对奥勃良不再看一眼就回到他的小办公室去了。他一点也没有想到要追踪他们刚才这短暂的接触。

即使他知道应该怎么办，这样做的危险也是无法想象的。他们不过是在一秒钟、两秒钟里交换了明白的眼光，事情就到此为止了。但是即使这样，在这样自我隔绝的孤独的生活环境中，这也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

温斯顿挺直腰板，坐了起来。他打了一个嗝。杜松子酒的劲头从他肚子里升了起来。

他的眼光又回到本子上。他发现他在无可奈何地坐着胡思乱想的时候，他也一直在写东西，好象是自发的动作一样。而且笔迹也不是原来的那样歪歪斜斜的笨拙笔迹了。他的笔在光滑的纸面上龙飞凤舞，用整齐的大写字母写着——

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

一遍又一遍地写满了半页纸。

他禁不住感到一阵恐谎。其实并无必要，因为写这些具体的字并不比开始写日记这一行为更加危险；但是有一阵子他真想把这些涂抹了的纸页撕了下来，就此作罢。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这没有用。不论他是写打倒老大哥，还是他没有写，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论他是继续写日记，还是他没有继续写，也没有什么不同。思想警察还是会逮到他的。他已经犯了——即使他没有用笔写在纸上，也还是犯了的——包含一切其他罪行的根本大罪。这明做思想罪。思想罪可不是能长期隐匿的。你可能暂时能躲避一阵，甚至躲避几年，但他们迟早一定会逮到你。

总是在夜里——逮捕总是在夜里进行的。突然在睡梦中惊醒，一只粗手捏着你的肩膀，灯光直射你的眼睛，床边围着一圈凶狠的脸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举行审讯，不报道逮捕消息，人就是这么销声匿迹了，而且总是在夜里。你的名字从登记册上除掉了，你做过的一切事情的记录都除掉了，你的一度存在也给否定了，接着被遗忘了。你被取消，消灭了：通常用的字眼是化为乌有(vaporized)。

他忽然象神经病发作一样，开始匆忙地乱涂乱划起来：

他们会枪毙我我不在乎他们会在我后脑勺打一枪我不在乎打倒老大哥他们总是在后脑勺给你一枪我不在乎打倒老大哥——

他在椅子上往后一靠，有点为自已感到难为情，放下了笔。接着他又胡乱地写起来。这时外面传来一下敲门声。

已经来了！他象只耗子似的坐着不动，满心希望不论是谁敲门，敲了一下就会走开。但是没有，门又敲了一下。迟迟不去开门是最糟糕的事情。他的心怦怦的几乎要跳出来，但是他的脸大概是出于长期的习惯却毫无表情。他站了起来，脚步沉重地向门走去。

第一部 第2节

温斯顿的手刚摸到门把就看到他的日记放在桌上没有合上，上面尽是写着打倒老大哥，宇体之大，从房间另一头还看得很清楚。想不到怎么会这样蠢。但是，即使在慌里慌张之中他也意识到，他不愿在墨迹未干之前就合上本子弄污乳白的纸张。

他咬紧了牙关，打开了门。顿时全身感到一股暖流，心中一块大石头落了地。站在门外的是一个面容苍白憔悴的女人，头发稀疏，满脸皱纹。

“哦，同志，”她开始用一种疲倦的、带点呻吟的嗓子说，“我说我听到了你进门的声音。你是不是能够过来帮我看一看我家厨房里的水池子？它好象堵塞了——”她是派逊斯太太，同一层楼一个邻居的妻子。(“太太”这个称呼，党内是有点不赞成用的，随便谁，你都得叫“同志”，但是对于有些妇女，你会不自觉地叫她们“太太”的。)她年约三十，但外表却要老得多。你有这样的印象，好象她脸上的皱纹里嵌积着尘埃。温斯顿跟着她向过道另一头走去。这种业余修理工作几乎每天都有，使人讨厌。胜利大厦是所老房子，大约在1930年左右修建的，现在快要倒塌了。

天花板上和墙上的灰泥不断地掉下来，每次霜冻，水管总是冻裂，一下雪屋顶就漏，暖气如果不是由于节约而完全关闭，一般也只烧得半死不活。修理工作除非你自己能动手，否则必须得到某个高高在上的委员会的同意，而这种委员会很可能拖上一两年不来理你，哪怕是要修一扇玻璃窗。

“正好托姆不在家，”派逊斯太太含含糊糊说。

派逊斯家比温斯顿的大一些，另有一种阴暗的气氛．什么东西都有一种挤瘪打烂的样子，好象这地方因刚才来过了一头乱跳乱蹦的巨兽一样。地板上到处尽是体育用品——曲棍球棍、拳击手套、破足球、一条有汗迹的短裤向外翻着，桌子上是一堆脏碗碟和折了角的练习本。墙上是青年团和少年侦察队的红旗和一幅巨大的老大哥画像。房间里同整所房子一样，有一股必不可少的熬白菜味儿，但又夹着一股更刺鼻的汗臭味儿，你一闻就知道是这里目前不在的一个人的汗臭，虽然你说不出为什么一闻就知道。在另一间屋子里，有人用一只蜂窝和一张擦屁股纸当作喇叭在吹，配合着电幕上还在发出的军乐的调子。

“那是孩子们，”派逊斯太大有点担心地向那扇房门看一眼。“他们今天没有出去。当然罗——”她有一种话说半句又顿住的习惯。厨房里的水池几乎满得溢了出来，尽是发绿的脏水，比烂白菜味儿还难闻。温斯顿弯下身去检查水管拐弯的接头处。他不愿用手，也不愿弯下身去，因为那样总很容易引起他的咳嗽。派逊斯太太帮不上忙，只在一旁看着。

“当然罗，要是托姆在家，他一下子就能修好的，”她说。

“他喜欢干这种事。他的手十分灵巧，托姆就是这样。”

派逊斯是温斯顿在真理部的同事。他是个身体发胖、头脑愚蠢、但在各方面都很活跃的人，充满低能的热情——是属于那种完全不问一个为什么的忠诚的走卒，党依靠他们维持稳定，甚至超过依靠思想警察。他三十五岁，刚刚恋恋不舍地脱离了青年团，在升到青年团以前，他曾不管超龄多留在少年侦察队一年。他在部里担任一个低级职务，不需什么智力，但在另一方面，他却是体育运动委员会和其他一切组织集体远足、自发示威、节约运动等一般志愿活动的委员会的一个领导成员。他会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安详地得意地告诉你，过去四年来他每天晚上都出席邻里活动中心站的活动。他走到哪里，一股扑鼻的汗臭就跟到那里。甚至在他走了以后，这股汗臭还留在那里，这成了他生活紧张的无言证明。

“你有钳子吗？”温斯顿说，摸着接头处的螺帽。

“钳子，”派逊斯太太说，马上拿不定主意起来。“我不知道，也许孩子们——”。

孩子们冲进起居室的时候，有一阵脚步声和用蜂窝吹出的喇叭声。派逊斯太太把钳子送来了。温斯顿放掉了脏水，厌恶地把堵住水管的一团头发取掉。他在自来水龙头下把手洗干净，回到另外一间屋子里。

“举起手来！”一个凶恶的声音叫道。

有个面目英俊、外表凶狠的九岁男孩从桌子后面跳了出来，把一支玩具自动手枪对准着他，旁边一个比他大约小两岁的妹妹也用一根木棍对着他，他们两人都穿着蓝短裤、灰衬衫，带着红领巾，这是少年侦察队的制服。温斯顿把手举过脑袋，心神不安，因为那个男孩的表情凶狠，好象不完全是一场游戏。

“你是叛徒！”那男孩叫嚷道。“你是思想犯！你是欧亚国的特务！我要枪毙你，我要灭绝你，我要送你去开盐矿！”

他们两人突然在他身边跳着，叫着：“叛徒！”“思想犯！”

那个小女孩的每一个动作都跟着她哥哥学。有点令人害怕的是，他们好象两只小虎犊，很快就会长成吃人的猛兽。那个男孩目露凶光，显然有着要打倒和踢倒温斯顿的欲望，而且他也意识到自己体格几乎已经长得够大，可以这么做了。温斯顿想，幸亏他手中的手枪不是真的。

派逊斯太太的眼光不安地从温斯顿转到了孩子们那里，又转了过来。起居室光线较好，他很高兴地发现她脸上的皱纹里真的有尘埃。

“他们真胡闹，”她说。“他们不能去看绞刑很失望，所以才这么闹。我太忙，没空带他们去，托姆下班来不及。”

“我们为什么不能去看绞刑？”那个男孩声若洪钟地问。

“要看绞刑！要看绞刑！”那个小女孩叫道，一边仍在蹦跳着。

温斯顿记了起来，有几个犯了战争罪行的欧亚国俘虏这天晚上要在公园里处绞刑。这种事情一个月发生一次，是大家都爱看的。孩子们总是吵着要带他们去看。他向派逊斯太太告别，朝门口走去，但是他在外面过道上还没有走上六步，就有人用什么东西在他脖子后面痛痛地揍了一下。好象有条烧红的铁丝刺进了他的肉里。他跳起来转过身去，只见派逊斯太太在把她的儿子拖到屋里去，那个男孩正在把弹弓放进兜里去。

关门的时候，那个男孩还在叫“果尔德施坦因！”但是最使温斯顿惊奇的，还是那个女人发灰的脸上的无可奈何的恐惧。

他回到自己屋子里以后，很快地走过电幕，在桌边重新坐下来，一边还摸着脖子。电幕上的音乐停止了。一个干脆利落的军人的嗓子，在津津有味地朗读一篇关于刚刚在冰岛和法罗群岛之间停泊的新式水上堡垒的武器装备的描述。

他心中想，有这样的孩子，那个可怜的女人的日子一定过得够呛。再过一、两年，他们就要日日夜夜地监视着她，看她有没有思想不纯的迹象。如今时世，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够呛。最糟糕的是，通过象少年侦察队这样的组织，把他们有计划地变成了无法驾驭的小野人，但是这却不会在他们中间产生任何反对党的控制的倾向。相反，他们崇拜党和党的一切。唱歌、游行、旗帜、远足、木枪操练、高呼口号、崇拜老大哥——所有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好玩的事。

他们的全部凶残本性都发泄出来，用在国家公敌，用在外国人、叛徒、破坏分子、思想犯身上了。三十岁以上的人惧怕自己的孩子几乎是很普遍的事。这也不无理由，因为每星期《泰晤士报》总有一条消息报道有个偷听父母讲话的小密探——一般都称为“小英雄”——偷听到父母的一些见不得人的话，向思想警察作了揭发。

弹弓的痛楚已经消退了。他并不太热心地拿起了笔，不知道还有什么话要写在日记里。突然，他又想起了奥勃良。

几中以前——多少年了？大概有七年了——他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在一间漆黑的屋子中走过。他走过的时候，一个坐在旁边的人说：“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

这话是静静地说的，几乎是随便说的——是说明，不是命令。

他继续往前走，没有停步。奇怪的是，在当时，在梦中，这话对他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只有到了后来这话才逐渐有了意义。他现在已经记不得他第一次见到奥勃良是在做梦之前还是做梦之后；他也记不得他什么时候忽然认出这说话的声音是奥勃良的声音。不过反正他认出来了，在黑暗中同他说话的是奥勃良。

温斯顿一直没有办法确定——即使今夫上午两人目光一闪之后也仍没有办法确定——奥勃良究竟是友是敌。其实这也无关紧要。他们两人之间的相互了解比友情或战谊更加重要。反正他说过，“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温斯顿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只知道不管怎么样，这一定会实现。

电幕上的声音停了下来。沉浊的空气中响了一声清脆动听的喇叭。那声音又继续刺耳地说：

“注意！请注意！现在我们收到马拉巴前线的急电。我军在南印度赢得了光辉的胜利。我受权宣布，由于我们现在所报道的胜利，战争结束可能为期不远。急电如下——”温斯顿想，坏消息来了。果然，在血淋淋地描述了一番消灭一支欧亚国的军队，报告了大量杀、伤、俘虏的数字以后，宣布从下星期起，巧克力的定量供应从三十克减少到二十克。

温斯顿又打了一个嗝，杜松子酒的效果已经消失了，只留下一种泄气的感觉。电幕也许是为了要庆祝胜利，也许是为了要冲淡巧克力供应减少的记忆，播放了《大洋国啊，这是为了你》。照理应该立正，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别人是瞧不见他的。

《大洋国啊，这是为了你》放完以后是轻音乐。温斯顿走到窗口，背对着电幕。天气仍旧寒冷晴朗。远处什么地方爆炸了一枚火箭弹，炸声沉闷震耳．目前这种火箭弹在伦敦一星期掉下大约二三十枚。

在下面街道上，寒风吹刮着那张撕破的招贴画，“英社”两字时隐时显。英社。英社的神圣原则。新话，双重思想，变化无常的过去。他觉得自己好象在海底森林中流浪一样，迷失在一个恶魔的世界中，而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恶魔。他孤身一人。过去已经死亡，未来无法想象。他有什么把握能够知道有一个活人是站在他的一边呢？他有什么办法知道党的统治不会永远维持下去呢？真理部白色墙面上的三句口号引起了他的注意，仿佛是给他的答复一样：

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二角五分的钱币来。在这枚钱币上也有清楚的小字铸着这三句口号，另一面是老大哥的头像。

甚至在这钱币上，眼光也盯着你不放。不论在钱币上、邮票上、书籍的封面上、旗帜上、招贴画上、香烟匣上——到处都有。眼光总是盯着你，声音总是在你的耳边响着。不论是睡着还是醒着，在工作还是在吃饭，在室内还是在户外，在澡盆里还是在床上——没有躲避的地方。除了你脑壳里的几个立方厘米以外，没有东西是属于你自己的。

太阳已经偏斜，真理部的无数窗口由于没有阳光照射，看上去象一个堡垒的枪眼一样阴森可怕。在这庞大的金字塔般的形状前面，他的心感到一阵畏缩。太强固了，无法攻打。

一千枚火箭弹也毁不了它。他又开始想，究竟是在为谁写日记。为未来，为过去——为一个可能出于想象幻觉的时代。

而在他的面前等待着的不是死而是消灭。日记会化为灰烬，他自己会化为乌有。只有思想警察会读他写的东西，然后把它从存在中和记忆中除掉。你自己，甚至在一张纸上写的一句匿名的话尚且没有痕迹存留，你怎么能够向未来呼吁呢？

电幕上钟敲十四下。他在十分钟内必须离开。他得在十四点三十分回去上班。

奇怪的是，钟声似乎给他打了气。他是个孤独的鬼魂，说了一旬没有人会听到的真话。但是只要他说出来了，不知怎么的，连续性就没有打断。不是由于你的话有人听到了，而是由于你保持清醒的理智，你就继承了人类的传统。他回到桌边，蘸了一下笔，又写道：

千篇一律的时代，孤独的时代，老大哥的时代，双重思想的时代，向未来，向过去，向一个思想自由、人们各不相同、但并不孤独生活的时代——向一个真理存在、做过的事不能抹掉的时代致敬！

他想，他已经死了。他觉得只有到现在，当他开始能够把他的思想理出头绪的时候，他才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一切行动的后果都包括在行动本身里面。他写道：

思想罪不会带来死亡：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

现在他既然认识到自已是已死的人，那么尽量长久地活着就是一件重要的事。他右手的两只手指治了墨水迹。就是这样的小事情可能暴露你。部里某一个爱管闲事的热心人(可能是个女人；象那个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或者小说部里的那个黑头发姑娘那样的人)可能开始怀疑，他为什么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写东西，为什么他用老式钢笔，他在写些什么(what)——然后在有关方面露个暗示。他到浴室里用一块粗糙的深褐色肥皂小心地洗去了墨迹，这种肥皂擦在皮肤上象砂纸一样，因此用在这个目的上很合适。

他把日记收在抽屉里。要想把它藏起来是没有用的，但是他至少要明确知道，它的存在是否被发现了。夹一根头发太明显了。于是他用手指尖蘸起一粒看不出的白色尘土来，放在日记本的封面上，如果有人挪动这个本子，这粒尘土一定会掉下来的。

第一部 第3节

温斯顿梦见他的母亲。

他想，他母亲失踪的时候他大概是十岁，或者十一岁。

她是个体格高大健美，但是沉默寡言的妇女，动作缓慢，一头浓密的金发。至于他的父亲，他的记忆更淡薄了，只模糊地记得是个瘦瘦黑黑的人，总是穿着一身整齐深色的衣服(温斯顿格外记得他父亲鞋跟特别薄)，戴一副眼镜。他们两人显然一定是在五十年代第一批大清洗的时候绘吞噬掉的。

现在他母亲坐在他下面很深的一个地方，怀里抱着他的妹妹。他一点也记不得他的妹妹了，只记得她是个纤弱的小婴孩，有一双留心注意的大眼睛，总是一声不响。她们两人都抬头看着他。她们是在下面地下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在一个井底里，或者在一个很深很深的坟墓里——但是这个地方虽然在他下面很深的地方，却还在下沉。她们是在一艘沉船的客厅里，通过越来越发黑的海水抬头看着他。客厅里仍有些空气，她们仍旧能看见他，他也仍旧能看见她们，但是她们一直在往下沉，下沉到绿色的海水中，再过一会儿就会把她们永远淹没不见了。他在光亮和空气中，她们却被吸下去死掉，她们所以在下面是因为(because)他在上面。他知道这个原因，她们也知道这个原因，他可以从她们的脸上看到她们是知道的。她们的脸上或心里都没有责备的意思，只是知道，为了使他能够活下去，她们必须死去，而这就是事情的不可避免的规律。

他记不得发生了什么，但是他在梦中知道，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他的母亲和妹妹为了他牺牲了自己的性命。这是这样一种梦，它保持了梦境的特点，但也是一个人的精神生活的继续，在这样的梦中，你碰到的一些事实和念头，醒来时仍觉得新鲜、有价值。现在温斯顿突然想起，快三十年以前他母亲的死是那么悲惨可哀，这样的死法如今已不再可能了。他认为，悲剧是属于古代的事，是属于仍旧有私生活、爱情和友谊的时代的事，在那个时代里，一家人都相互支援，不用问个为什么。他对母亲的记忆使他感到心痛难受，因为她为爱他而死去，而他当时却年幼、自私，不知怎样用爱来报答，因为不知怎么样——他不记得具体情况了——她为了一种内心的、不可改变的忠贞概念而牺牲了自己。他明白，这样的事情今天不会发生了。今天有的是恐惧、仇恨、痛苦，却没有感情的尊严，没有深切的或复杂的悲痛。所有这一切，他似乎从他母亲和妹妹的大眼睛中看到了，她们从绿色的深水中抬头向他看望，已经有几百寻深了，却还在往下沉。

突然他站在一条短短的松软的草地上，那是个夏天的黄昏，西斜的阳光把地上染成一片金黄色。他这时看到的景色时常在他的梦境中出现，因此一直没有充分把握，在实际世界中有没有见过。他醒来的时候想到这个地方时就叫它黄金乡。这是一片古老的、被兔子啃掉的草地，中间有一条足迹踩踏出来的小径，到处有田鼠打的洞。在草地那边的灌木丛中，榆树枝在微风中轻轻摇晃，簇簇树叶微微颤动，好象女人的头发一样。手边近处，虽然没有看见，却有一条清澈的缓慢的溪流，有小鲤鱼在柳树下的水潭中游弋。

那个黑发姑娘从田野那头向他走来，她好象一下子就脱掉了衣服，不屑地把它们扔在一边。她的身体白皙光滑，但引不起他的性欲；说真的，他看也不看她。这个时候他压倒的感情是钦佩她扔掉衣服的姿态。她用这种优雅的、毫不在乎的姿态，似乎把整个文化，整个思想制度都消灭掉了，好象老大哥、党、思想警察可以这么胳膊一挥就一扫而空似的。这个姿态也是属于古代的。温斯顿嘴唇上挂着“莎士比亚”这个名字醒了过来。

原来这时电幕上发出一阵刺耳的笛子声，单调地持续了约三十秒钟。时间是七点十五分，是办公室工作人员起床的时候。温斯顿勉强起了床——全身赤裸，因为外围党员一年只有三千张布票，而一套睡衣裤却要六百张——从椅子上拎过一件发黄的汗背心和一条短裤叉。体操在三分钟内就要开始。这时他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他每次醒来几乎总是要咳嗽大发作的，咳得他伸不直腰，一直咳得把肺腔都咳清了，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深深地喘几口气以后，才能恢复呼吸。这时他咳得青筋毕露，静脉曲张的地方又痒了起来。

“三十岁到四十岁的一组！”一个刺耳的女人声音叫道。

“三十岁到四十岁的一组！请你们站好。三十岁到四十岁的！”

温斯顿连忙跳到电幕前站好，电幕上出现了一个年轻妇女的形象，虽然骨瘦如柴，可是肌肉发达，她穿着一身运动衣裤和球鞋。

“屈伸胳膊！”她叫道。“跟着我一起做。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同志们，拿出精神来！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咳嗽发作所引起的肺部剧痛还没有驱散温斯顿的梦境在他心中留下的印象，有节奏的体操动作却反而有点恢复了这种印象。他一边机械地把胳膊一屈一伸，脸上挂着做体操时所必须挂着的高兴笑容，一边拼命回想他幼年时代的模糊记忆。这很困难。五十年代初期以前的事，一切都淡薄了。没有具体的纪录可以参考，甚至你自己生平的轮廓也模糊不清了。你记得重大的事件，但这种事件很可能根本没有发生过，你记得有些事件的详情细节，却不能重新体会到当时的气氛。还有一些很长的空白时期，你记不起发生了什么。当时什么情况都与现在不同。甚至国家的名字、地图上的形状都与现在不同。例如，一号空降场当时并不叫这个名字：当时他叫英格兰，或者不列颠，不过伦敦则一直叫伦敦，这一点他相当有把握的。

温斯顿不能肯定地记得有什么时候他们国家不是在打仗的，不过很明显，在他的童年时代曾经有一个相当长的和平时期，因为他有一个早期的记忆是：有一次发生空袭似乎叫大家都吃了一惊。也许那就是原子弹扔在科尔彻斯特那一次。空袭本身，他已记不得了，可是他确记得他的父亲抓住他自己的手，一起急急忙忙往下走，往下走，绕着他脚底下的那条螺旋形扶梯到地底下去，一直走到他双腿酸软，开始哭闹，他们才停下来休息。他的母亲象梦游一般行动迟缓，远远地跟在后面。她抱着他的小妹妹——也很可能抱的是几条毯子；因为他记不清那时他的妹妹生下来了没有。最后他们到了一个人声喧哗、拥挤不堪的地方，原来是个地铁车站。

在石板铺的地上到处都坐满了人，双层铁铺上也坐满了人，一个高过一个。温斯顿和他的父母亲在地上找到了一个地方，在他们近旁有一个老头儿和老太太并肩坐在一张铁铺上。那个老头儿穿着一身很不错的深色衣服，后脑勺戴着一顶黑布帽，露出一头白发；他的脸涨得通红，蓝色的眼睛里满孕泪水。他发出一阵酒气，好象代替汗水从皮肤中排泄出来一般，使人感到他眼睛里涌出来的也是纯酒。不过他虽然有点醉了，却的确有着不能忍受的悲痛。温斯顿幼稚的心灵里感到，一定有件什么可怕的事情，有件不能原谅、也永远无可挽回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了。他也似乎觉得他知道这是件什么事情。那个老头儿心爱的人，也许是个小孙女，给炸死了。那个老头儿每隔几分钟就唠叨着说：

“我们不应该相信他们的。我是这么说的，孩子他妈，是不是？这就是相信他们的结果。我一直是这么说的。我们不应该相信那些窝囊废的。”

可是他们究竟不应该相信哪些窝囊废，温斯顿却记不起来了。

从那一次以后，战争几乎连绵不断，不过严格地来说，并不是同一场战争。在他童年的时候，曾经有几个月之久，伦敦发生了混乱的巷战，有些巷战他还清晰地记得。但是要记清楚整个时期的历史，要说清楚在某一次谁同谁打仗，却是完全办不到的，因为除了现在那个同盟以外，没有书面的记录，也没有明白的言语，曾经提到过有另外的同盟。例如，在目前，即l984年(如果是1984年的话)，大洋国在同欧亚国打仗而与东亚国结盟。但是不论在公开的或私下的谈话中都没有承认过这三大国曾经有过不同的结盟关系。事实上，温斯顿也很清楚，就在四年之前，大洋国就同东亚国打过仗，而同欧亚国结过盟。但是这不过是他由于记忆控制不严而偶然保留下来的一鳞半爪的知识而已。从官方来说，盟友关系从来没有发生过转变。既然大洋国在同欧亚国打仗，他就是一直在同欧亚国打仗。当前的敌人总是代表着绝对邪恶的势力，因此不论是过去或者未来，都不会同它有什么一致的可能。

他一边把肩膀尽量地往后挺(把手托在屁股上，从腰部以上回旋着上身，据说这种体操对背部肌肉有好处)，一边想——这样想几乎已有上千次，上万次了——可怕的是，这可能确实如此。如果党能够插手到过去之中，说这件事或那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itneverhappened)，那么这肯定比仅仅拷打或者死亡更加可怕。

党说大洋国从来没有同欧亚国结过盟。他，温斯顿史密斯知道大洋国近在四年之前还曾经同欧亚国结过盟。但是这种知识存在于什么地方呢？只存在于他自己的意识之中，而他的意识反正很快就要被消灭的。如果别人都相信党说的谎话——如果所有记录都这么说——那么这个谎言就载入历史而成为真理。党的一句口号说，“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虽然从其性质来说，过去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却从来没有改变过。凡是现在是正确的东西，永远也是正确的。这很简单。所需要的只是一而再再而三，无休无止地克服你自己的记忆。他们把这叫做“现实控制”；用新话来说是“双重思想”。

“稍息！”女教练喊道，口气稍为温和了一些。

温斯顿放下胳膊，慢慢地吸了一口气。他的思想滑到了双重思想的迷宫世界里去了。知与不知，知道全部真实情况而却扯一些滴水不漏的谎话，同时持两种互相抵消的观点，明知它们互相矛盾而仍都相信，用逻辑来反逻辑，一边表示拥护道德一边又否定道德，一边相信民主是办不到的一边又相信党是民主的捍卫者，忘掉一切必须忘掉的东西而又在需要的时候想起它来，然后又马上忘掉它，而尤其是，把这样的做法应用到做法本身上面——这可谓绝妙透顶了：有意识地进入无意识，而后又并不意识到你刚才完成的催眠。即使要了解“双重思想”的含义你也得使用双重思想。

女教练又叫他们立正了。“现在看谁能碰到脚趾！”她热清地说。“从腰部向下弯，同志们，请开始。一——二！一——二！……”

温斯顿最恨这一节体操，因为这使他从脚踵到屁股都感到一阵剧痛，最后常常又引起咳嗽的发作。他原来在沉思中感到的一点点乐趣已化为乌有。他觉得，过去不但被改变了，而且被实际毁掉了。因为，如果除了你自己的记忆以外不存在任何记录，那你怎么能够确定哪怕是最明显的事实呢？他想回想一下从哪一年开始他第一次听到老大哥的名字的。他想这大概是在六十年代，但是无法确定。当然，在党史里，老大哥是从建党开始时起就一直是革命的领导人和捍卫者的。他的业绩在时间上已逐步往回推溯，一直推到四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那个传奇般的年代，那时资本家们仍旧戴着他们奇形怪状的高礼帽、坐在锃亮的大汽车里或者两边镶着玻璃窗的马车里驶过伦敦的街道。无法知道，这种传说有几分是真，几分是假。温斯顿甚至记不起党的具体生日。他觉得在l960年以前没有听到过英社一词，但也很可能，这一词在老话中——即“英国社会主义”——可能在此以前就流行了。一切都融化在迷雾之中。说真的，有的时候你可以明确指出什么话是谎话。比如，党史中说，飞机是党发明的，这并不确。他从小起就记得飞机。但是你无法证明。什么证据都从来没有过。他一生之中只有一次掌握了无可置疑的证据，可以证实有一个历史事实是伪造的。而那一次——

“史密斯！”电幕上尖声叫道。“6079号的温史密斯！是的，就是你(you)！再弯得低一些！你完全做得到。你没有尽你的力量。低一些！这样(That-s)好多了，同志。现在全队稍息，看我的。”

温斯顿全身汗珠直冒。他的脸部表情仍令人莫测究竟。

可千万不能露出不快的神色！千万不能露出不满的神色！眼光一闪，就会暴露你自己。他站着看那女教练把胳臂举起来——谈不上姿态优美，可是相当干净利落——弯下身来，手指尖碰到了脚趾。

“这样(There)，同志们，我要看到你们都这样做。再看我来一遍。我已三十九岁了，有四个孩子。可是瞧。”她又弯下身去。“你们看到，我的膝盖没有弯曲。你们只要有决心都能做到，”她一边说一边伸起腰来。“四十五岁以下的人都能碰到脚趾。咱们并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到前线去作战，可是至少可以做到保持身体健康。请记住咱们在马拉巴前线的弟兄们！水上堡垒上的水兵们！想一想，他们(they)得经受什么艰苦的考验。现在再来一次。好多了，同志，好多了，”她看到温斯顿猛的向前弯下腰来，膝盖挺直不屈，终于碰到了脚趾，就鼓励地说。这是他多年来的第一次。

第一部 第4节

温斯顿不自觉地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把听写器拉了过来，吹掉话筒上的尘土，戴上了眼镜。即使电幕近在旁边，也阻止不了他在每天开始工作的时候叹这口气。接着他把已经从办公桌右边气力输送管中送出来的四小卷纸打了开来，夹在一起。

在他的小办公室的墙上有三个口子。听写器右边的一个小口是送书面指示的气力输送管；左边大一些的口子是送报纸的；旁边墙上温斯顿伸手可及的地方有一个椭圆形的大口子，上面蒙着铁丝网，这是供处理废纸用的。整个大楼里到处都有这样的口子，为数成千上万，不仅每间屋子里都有，而且每条过道上相隔不远就有一个。这种口子外号叫忘怀洞。这样叫不无理由。凡是你想起有什么文件应该销毁，甚至你看到什么地方有一张废纸的时候，你就会顺手掀起近旁忘怀洞的盖子，把那文件或废纸丢进去，让一股暖和的气流把它吹卷到大楼下面不知什么地方的大锅炉中去烧掉。

温斯顿看了一下他打开的四张纸条。每张纸条上都写着一两行字的指示，用的是部里内部使用的缩写——不完全是新话，不过大部分是新话的辞汇构成的。它们是：

泰晤士报17.3.84老大讲话误报非洲核正

泰晤士报19.12.83预测三年计划83年四季度排错核正近期

泰晤士报14.2.84富部误引巧克力核正

泰晤士报3.12.83报道老大命令双加不好提到非人全部重写存档前上交

温斯顿把第四项指示放在一旁，心中有一种隐隐的得意感觉。这是一件很复杂、负责的工作，最好放到最后处理。

其它三件都是例行公事，尽管第二件可能需要查阅一系列数字，有些枯燥单调。

温斯顿在电幕上拨了“过期报刊”号码，要了有关各天的《泰晤士报》，过几分钟气力输送管就送了出来。他接到的指示提到一些为了这个或那个原因必须修改——或者用官方的话来说——必须核正的文章或新闻。例如，三月十七日的《泰晤士报》报道，老大哥在前一天的讲话中预言南印度前线将平净无事，欧亚国不久将在北非发动攻势。结果却是，欧亚国最高统帅部在南印度发动了攻势，没有去碰北非。因此有必要改写老大哥讲话中的一段话，使他的预言符合实际情况。又如十二月十九日的《泰晤士报》发表了1983年第四季度也是第九个三年计划的六季度——各类消费品产量的官方估计数字。今天的《泰晤士报》刊载了实际产量，对比之下，原来的估计每一项都错得厉害。温斯顿的工作就是核正原先的数字，使它们与后来的数字相符。至于第三项指示，指的是一个很简单的错误，几分钟就可以改正。近在二月间，富裕部许下诺言(官方的话是“明确保证”)在1984年内不再降低巧克力的定量供应。而事实上，温斯顿也知道，在本星期末开始，巧克力的定量供应要从三十克降到二十克。温斯顿需要做的，只是把一句提醒大家可能需要在四月间降低定量的话来代替原来的诺言就行了。

温斯顿每处理一项指示后，就把听写器写好的更正夹在有关的那天《泰晤士报》上，送进了气力输送管。然后他把原来的指示和他做的笔记都捏成一团，丢在忘怀洞里去让火焰吞噬。这个动作做得尽可能的自然。

这些气力输送管最后通到哪里，可以说是一个看不见的迷宫，里面究竟情况如何，他并不具体了解，不过一般情况他是了解的。不论哪一天的《泰晤士报》，凡是需要更正的材料收齐核对以后，那一天的报纸就要重印，原来的报纸就要销毁，把改正后的报纸存档。这种不断修改的工作不仅适用于报纸，也适用于书籍、期刊、小册子、招贴画、传单、电影、录音带、漫画、照片——凡是可能具有政治意义或思想意义的一切文献书籍都统统适用。每天，每时，每刻，都把过去作了修改，使之符合当前情况。这样，党的每一个预言都有文献证明是正确的。凡是与当前需要不符的任何新闻或任何意见，都不许保留在纪录上。全部历史都象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这一工作完成以后，无论如何都无法证明曾经发生过伪造历史的事。纪录司里最大的一个处——比温斯顿工作的那个处要大得多——里工作人员的工作，就是把凡是内容过时而需销毁的一切书籍、报纸和其他文件统统收回来。由于政治组合的变化，或者老大哥预言的错误，有些天的《泰晤士报》可能已经改写过了十几次，而犹以原来日期存档，也不留原来报纸，也不留其他版本，可证明它不对。书籍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收回来重写，重新发行时也从来不承认作过什么修改。甚至温斯顿收到的书面指示——他处理之后无不立即销毁的——也从来没有明言过或暗示过要他干伪温斯顿每处理一项指示后，就把听写器写好的更正夹在有关的那天《泰晤士报》上，送进了气力输送管。然后他把原来的指示和他做的笔记都捏成一团，丢在忘怀洞里去让火焰吞噬。这个动作做得尽可能的自然。

这些气力输送管最后通到哪里，可以说是一个看不见的迷宫，里面究竟情况如何，他并不具体了解，不过一般情况他是了解的。不论哪一天的《泰晤士报》，凡是需要更正的材料收齐核对以后，那一天的报纸就要重印，原来的报纸就要销毁，把改正后的报纸存档。这种不断修改的工作不仅适用于报纸，也适用于书籍、期刊、小册子、招贴画、传单、电影、录音带、漫画、照片——凡是可能具有政治意义或思想意义的一切文献书籍都统统适用。每天，每时，每刻，都把过去作了修改，使之符合当前情况。这样，党的每一个预言都有文献证明是正确的。凡是与当前需要不符的任何新闻或任何意见，都不许保留在纪录上。全部历史都象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这一工作完成以后，无论如何都无法证明曾经发生过伪造历史的事。纪录司里最大的一个处——比温斯顿工作的那个处要大得多——里工作人员的工作，就是把凡是内容过时而需销毁的一切书籍、报纸和其他文件统统收回来。由于政治组合的变化，或者老大哥预言的错误，有些天的《泰晤士报》可能已经改写过了十几次，而犹以原来日期存档，也不留原来报纸，也不留其他版本，可证明它不对。书籍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收回来重写，重新发行时也从来不承认作过什么修改。甚至温斯顿收到的书面指示——他处理之后无不立即销毁的——也从来没有明言过或暗示过要他干伪造的勾当，说的总是为了保持正确无误，必须纠正一些疏忽、错误、排印错误和引用错误。

不过，他一边改正富裕部的数字一边想，事实上这连伪造都谈不上。这不过是用一个谎话来代替另一个谎话。你所处理的大部分材料与实际世界里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关系，甚至连赤裸裸的谎言中所具备的那种关系也没有。原来的统计数字固然荒诞不经，改正以后也同样荒诞不经。很多时候都是要你凭空瞎编出来的。比如，富裕部预测本季度鞋子的产量是一亿四千五百万双。至于实际产量提出来的数字，是六千二百万双。但是温斯顿在重新改写预测时把数字减到五千七百万双，以便可以象通常那样声称超额完成了计划。反正，六千二百万并不比五千七百万更接近实际情况，也不比一亿四千五百万更接近实际情况。很可能一双鞋子也没有生产。

更可能的是，没有人知道究竟生产了多少双，更没有人关心这件事。你所知道的只是，每个季度在纸面都生产了天文数字的鞋子，但是大洋国里却有近一半的人口打赤脚。每种事实的纪录都是这样，不论大小。一切都消隐在一个影子世界里，最后甚至连今年是哪一年都弄不清了。

温斯顿朝大厅那一边望去。在那一边对称的一间小办公室里，一个名叫铁洛逊的外表精明、下颊黧黑的小个子在忙个不停地工作着，膝上放着一卷报纸，嘴巴凑近听写器的话筒。他的神情仿佛是要除了电幕以外不让旁人听到他的话。

他抬起头来，眼镜朝温斯顿方向闪了一下敌意的反光。

温斯顿一点也不了解铁洛逊，不知道他究竟在做什么工作。纪录司里的人不大愿意谈论他们自己的工作。在这个没有窗户的长长的大厅里，两旁都是一间间小办公室，纸张的悉索声和对着听写器说话的嗡嗡声连绵不断。有十多个人，温斯顿连姓名也不知道，尽管他每天看到他们忙碌地在走廊里来来往往，或者在两分钟仇恨的时间里挥手跺脚。他知道，在他隔壁的那个小办公室中，那个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做的只是在报纸上查找已经化为乌有、因而认为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人的姓名，然后把这些人的姓名删去。这事让她来做可说相当合适，因为她自己的文夫就在两年以前化为乌有了。再过去几间小办公室，有一个名叫安普尔福思的态度温和、窝窝囊囊、神情恍惚的人，耳朵上长着很多的毛，玩弄诗词韵律却令人意想不到地颇具天才，他所从事的工作就是删改一些在思想上有害但为了某种原因仍需保留在诗集上的诗歌——他们称之为定稿本。这个大厅有五十来个工作人员，还只不过是一个科，可说是整个纪录司这个庞大复杂的有机体中的一个细胞。上下左右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作人员在从事各种各样为数之多无法想象的工作。还有很大的印刷车间，里面有编校排印人员和设备讲究的伪造照片的暗房。还有电视节目处，里面有工程师、制片人、各式各样的演员，他们的特长就是模拟别人的声音。还有大批大批的资料员，他们的工作是开列应予收回的书籍和期刊的清单。还有庞大的存档室存放改正后的文件，隐蔽的锅炉销毁原件。还有不知为什么匿名的指导的智囊人员，领导全部工作，决定方针政策——过去的这件事应予保留，那件事应予篡改，另外一件又应抹去痕迹。

不过说到底，纪录司本身不过是真理部的一个部门，而真理部的主要任务不是改写过去的历史，而是为大洋国的公民提供报纸、电影、教科书、电视节目、戏剧、小说——凡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一切情报、教育成娱乐，从一个塑像到一句口号，从一首抒情诗到一篇生物学论文，从一本学童拼字书到一本新话辞典。真理部不仅要满足党的五花八门的需要，而且也要全部另搞一套低级的东西供无产阶级享用，因此另设一系列不同的部门，负责无产阶级文学、戏剧、音乐我一般的娱乐，出版除了体育运动、凶杀犯罪、天文星象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内容的无聊报纸，廉价的刺激小说，色情电影，靡靡之音，后者这种歌曲完全是用一种叫做谱曲器的特殊机器用机械的方法谱写出来的。甚至有一科——新话叫色科——专门负责生产最低级的色情文学，密封发出，除了有关工作人员外，任何党员都不得偷看。

温斯顿工作的时候又有三条指示从气力输送管的口子里送了出来；不过它们都是一些简单的事，他在两分钟仇恨打断他的工作之前就把它们处理掉了。仇恨结束后，他又回到他的小办公室里，从书架子上取下新话辞典，把听写器推开一边，擦了擦眼镜，着手做他这天上午主要的工作。

工作是温斯顿生活中最大的乐趣。他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单调枯燥的例行公事，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十分困难复杂的工作，你一钻进去就会忘掉自己，就好象钻进一个复杂的数学问题一样——这是一些细腻微妙的伪造工作，除了你自己对英社原则的理解和你自己对党要你说些什么话的估计以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作你的指导。温斯顿擅长于这样一类的工作，有一次甚至要他改正《泰晤士报》完全用新话写的社论。

他现在打开他原先放在一边的那份指示。上面是：

泰晤士3.12.83报道老大命令双加不好提到非人全部重写存档前上交。

用老话(或者标准英语)这可以译为：

1983年12月3日《泰晤士报》报道老大哥命令的消息极为不妥，因为它提到不存在的人。全部重写，在存档前将你草稿送上级审查。

温斯顿读了一遍这篇有问题的报道。原来老大哥的命令主要是表扬一个叫做FFCC的组织的工作的，该组织的任务是为水上堡垒的水兵供应香烟和其他物品。有个名叫维瑟斯同志的核心党高级党员受到了特别表扬，并授与他一枚二级特殊勋章。

三个月以后，FFCC突然解散，原因未加说明。可以断定，维瑟斯和他的同事们现在已经失宠了，但是在报上或电幕上对此都没有报道。这是意料中事，因为对政治犯一般并不经常进行公开审判或者甚至公开谴责的。对成千上万的人进行大清洗，公开审判叛国犯和思想犯，让他们摇尾乞怜地认罪然后加以处决，这样专门摆布出来给大家看，是过一两年才有一遭的事。比较经常的是，干脆让招党不满的入就此失踪，不知下落。谁也一点不知道，他们究竟遭到什么下场。有些人可能根本没有死。温斯顿相识的人中，先后失踪的就有大约三十来个人，还不算他们的父母。

温斯顿用一个纸夹子轻轻地擦着他的鼻子。在对面那个小办公室中，铁洛逊同志仍在诡谲地对着听写器说话。他抬了一下头，眼镜上又闪出一下敌意的反光。温斯顿心里在寻思，铁洛逊在干的工作是不是同他自己的工作一样。这是完全可能的。这样困难的工作是从来不会交给一个人负责的；但另一方面，把这工作交给一个委员会来做，又等于是公开承认要进行伪造。很可能现在有多到十几个人在分别修改老大哥说过的话，将来由核心党内一个大智囊选用其中一个版本，重新加以编辑，再让人进行必要的反复核对，经过这一复杂工序后，最后那个当选的谎言就载入永久纪录，成为真理。

温斯顿不知道维瑟斯为什么失宠。也许是由于贪污，也许是由于失职。也许老大哥只是为了要除掉一个太得民心的下级。也许维瑟斯或者他亲近的某个人有倾向异端之嫌。也许——这是可能性最大的——只是因为清洗和化为乌有已成了政府运转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所以就发生了这件事。唯一真正的线索在于“提到非人”几个宇，这表明维瑟斯已经死了。并不是凡是有人被捕，你就可以作出这样的假定。有时他们获释出来，可以继续自由一两年，然后再被处决。也有很偶然的情况，你以为早已死了的人忽然象鬼魂一样出现在一次公开审判会上，他的供词又株连好几百个人，然后再销声匿迹，这次是永远不再出现了。但是，维瑟斯已是一个非人(unperson)。他并不存在；他从来没有存在过。因此温斯顿决定，仅仅改变老大哥发言的倾向是不够的。最好是把发言内容改为同原来话题完全不相干的事。

他可以把发言内容改为一般常见的对叛国犯和思想犯的谴责，但这有些太明显了，而捏造前线的一场胜利，或者第九个三年计划超额生产的胜利，又会带来太复杂的修改记录工作。最好是来个纯粹虚构幻想。突然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叫做奥吉尔维同志的人的形象，好象是现成的一样，这个人最近在作战中英勇牺牲。有的时候老大哥的命令是表扬某个低微的普通党员的，那是因为他认为这个人的生与死是值得别人仿效的榜样。今天他应该表扬奥吉尔维同志。不错，根本没有奥吉尔维同志这样一个人，但是只要印上几行字，伪造几张照片，就可以马上使他存在。

温斯顿想了一会儿，然后把听写器拉了过来，开始用大家听惯了的老大哥腔调口授起来，这个腔调既有军人味道又有学究口气，而且，由于使用先提问题又马上加以回答的手法(“同志们，我们从这个事实中得出什么教训呢？教训——这也是英社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等等，等等)，很容易模仿。

奥吉尔维同志在三岁的时候，除了一面鼓、一挺轻机枪、一架直升飞机模型以外，其他什么玩具都不要。六岁的时候他参加了少年侦察队，这比一般要提早一年，对他特殊照顾，放宽规定；九岁担任队长。十一岁时他在偷听到他的叔叔讲了他觉得有罪的话以后向思想警察作了揭发。十七岁时他担任了少年反性同盟的区队长。十九岁时他设计了一种手榴弹，被和平部采用，首次试验时扔了一枚就炸死了三十一个欧亚国战俘。二十三岁时他作战牺牲。当时他携带重要文件在印度洋上空飞行，遭到敌人喷气机追击，他就身上系了机枪，跳出直升飞机，带着文件沉入海底——这一结局，老大哥说，不能不使人感到羡慕。老大哥还对奥吉尔维同志一生的纯洁和忠诚又说了几句话。他不沾烟酒，除了每天在健身房作操的一小时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文娱活动，立誓过独身生活，认为结婚和照顾家庭与一天二十四小时全部奉公是不相容的。他除了英社原则以外没有别的谈话题目，除了击败欧亚国敌人和搜捕间谍、破坏分子、思想犯、叛国犯以外没有别的生活目的。

温斯顿考虑了很久，要不要授与奥吉尔维同志特殊勋章；最后决定还是不给他，因为这会需要进行不必要的反复核查。

他又看一眼对面小办公室里的那个对手。似乎有什么东西告诉他，铁洛逊一定也在干他同样的工作。没有办法知道究竟谁的版本最后得到采用，但是他深信一定是自己的那个版本。一个小时以前还没有想到过的奥吉尔维同志，如今已成了事实。他觉得很奇怪，你能够创造死人，却不能创造活人。在现实中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奥吉尔维同志，如今却存在于过去之中，一旦伪造工作被遗忘后，他就会象查理曼大王或者凯撒大帝一样真实地存在，所根据的是同样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