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5节

赛默消失了。一天早上，他没有来上班；有几个没头脑的人谈到了他的旷工。第二天就没有人提到他了。第三天，温斯顿到纪录司的前厅去看布告板，上面有一张布告开列着象棋委员会委员的名单。赛默过去是委员。这张名单看上去几乎同以前一模一样，上面并没有谁的名字给划掉，但是名单上少了一个人。这就够了。赛默已不再存在；他从来也没有存在过。

天气十分酷热。在迷宫般的部里，没有窗户，装有空气调节设备的房间保持着正常的温度，但是在外面，人行道热得烫脚，上下班时间，地铁的臭气薰人。仇恨周的准备工作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各部工作人员都加班加点。游行、集会、军事检阅、演讲报告、蜡像陈列、电影放映、电幕节目都得组织起来，模拟人像赶制出来，口号起草出来，歌曲编写出来，谣言传播出去，照片伪造出来。小说司里裘莉亚所在的那个单位已不在制造小说，而在赶制许多暴行小册子。

温斯顿除了经常工作以外，每天还要花很多时间检查《泰晤士报》过期的旧报存档，把要在演讲和报告中引用的新闻篡改修饰。深夜里喧闹的无产者群众在街头闲逛，整个城市奇怪地有一种狂热的气氛。火箭掉下的次数更多了，有时候远处有大声爆炸，谁也不知什么缘故，谣言却很纷纭。

仇恨周主题歌(叫做“仇恨歌”)的新曲已经谱出，电幕上正在没完没了地播放。歌曲的旋律象野兽的吼叫，很难叫做音乐，而有点象击鼓。配着进军的步伐，由几百个男声大声合唱，听起来怪怕人的。无产者很喜欢它，在夜半的街头，同仍旧流行的《这不过是没有希望的单恋》竞相比美。派逊斯家的孩子用一只蜂窝和一张大便纸白天黑夜地吹奏着，使人无法忍受。温斯顿每天晚上都比以前排得更满了。派逊斯组织的志愿人员在为这条街道准备仇恨周，缝旗子、画招贴、在屋顶上竖旗杆、在街上架铁丝准备挂横幅。派逊斯吹嘘说，单单胜利大厘挂出的旗加起来就有四百公尺。他兴高采烈，得其所哉。天气热，再加上干体力活，使他有了借口，在晚上也穿着短裤和敞领衬衫。他同时出现在几个地方，忙碌不堪，推啊拉的，缝啊敲的，出主意想办法，用同志间劝告的口吻鼓动每个人，身上无处不散发出似乎无穷无尽的恶浊的汗臭。

伦敦到处突然出现了一幅新的招贴，没有文字说明，画的只是一个欧亚国士兵的庞大身躯，有三、四公尺高，蒙古种的脸毫无表情，跨着大军靴向前迈步行进，腰上一挺轻机枪。你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那招贴，机枪的枪口总是对准着你，由于透视的原理，枪口很大很大。这张招贴画贴在每道墙上的每个空位上，甚至比老大哥画像的数目还要多。无产者一般不关心战争，这时却被鼓动起来，进发出他们一时的爱国热情。好象是为了要配合流行的情绪，火箭炸死的人比平时更多了。有一枚落在斯坦普奈一家座满的电影院里，把好几百人埋在废墟下面。附近的居民都出来送殡，行列之长，数小时不断，实际上成了抗议示威。还有一枚炸弹落在一个当作游戏场的闲置空地上，有好几十个儿童被炸得血肉横飞。于是又举行了愤怒的示威，把果尔德施坦因的模拟像当众焚毁，好几百张欧亚国士兵的招贴给撕了下来一起烧掉，在一片混乱之中有一些店铺遭到洗劫；接着有谣言说，有间谍在用无线电指挥火箭的投扔，有一对老年夫妇只因为有外国血统之嫌，家屋就被纵火焚毁，两位老人活活烧死。

在却林顿先生铺子的楼上，裘莉亚和温斯顿只要有机会去，就在窗户底下的空床上并排躺着，为了图凉快，身上脱得光光的。老鼠没有再来，但在炎热中臭虫却猛增。这似乎并没有什么关系。不论是脏还是干净，这间屋子无异是天堂。他们一到之后就到处撒上黑市上买来的胡椒，脱光衣服，流着汗作爱，完了就睡一觉，醒来时臭虫又开始猖獗，聚集起来进行反攻。

在六月份里，他们一共幽会了四次，五次，六次——七次。温斯顿已没有一天到晚喝杜松子酒的习惯。他似乎已经不再有此需要。他长胖了，静脉曲张溃疡消褪，只是在脚踝上方的皮肤上留下一块棕斑，他早起的咳嗽也好了。生活上的一些琐事也不再使他觉得难以忍受了，他已不再有什么冲动要向电幕做鬼脸表示厌恶，或者拉开嗓门大骂。现在他们有了一个固定的幽会地点，几乎象是自己的家，因此即使只能偶一相会，时间也才只一两个小时，但这也无所谓了。重要的是居然有旧货铺楼上那一间屋子。知道有它安然存在，也就跟到了里面差不多。这间屋子本身就自成一个天地，过去世界的一块飞地，现已绝迹的动物可以在其中迈步。温斯顿觉得，却林顿先生也是一个现已绝迹的动物。他有时在上楼的时候停下步来同却林顿先生聊一会。那个老头儿似乎很少外出，甚至根本不外出，此外，他也几乎没有什么顾客。

他在黑暗的小店堂与甚至更小的后厨房之间，过着幽灵一般的生活，他在那间厨房里自己做饭，厨房里还有一台老掉了牙的唱机，上面安着一个大喇叭，能有机会与人说话，他似乎很高兴。他的鼻子又尖又长，戴着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穿着一件平绒上衣，弯着背在那些不值一钱的货物之间踱来踱去，神情活象一个收藏家，不象一个旧货商。他有时会略带热情地摸摸这件破烂或者那件破烂——瓷器做的瓶塞、破鼻烟壶的釉漆盖、镀金胸针盒，里面装着几根早已夭折的婴孩的头发——从来不要求温斯顿买东西，只是请他欣赏欣赏。听他说话就象听一架老掉牙的八音盒一样。他从他的记忆中又挖掘出来一些早已为人所遗忘的歌谣片断。有一只歌是关于二十四只乌鸦的，还有一只歌是关于一头折了角的母牛的，还有一只歌是关于柯克罗宾的惨死的。“我想你也许会觉得有兴趣，”他每次想起一个片断，就会有点不以为然地笑道。但是不管哪一只歌谣，他记得的只有一两句。

他们两个人都知道——也可以说，这个念头一直盘桓在他们的心中——现在这样的情况是不可能长久的。有时候，死亡的临近似乎比他们睡在上面的那张大床还要现实，他们就只好紧紧地搂在一起，这是一种绝望的肉欲，就象一个快死的人在临死前五分钟享受他最后一点的快感一样。但也有一些时候，他们却有不仅感到安全而且感到长远的幻觉。他们两人都感到，只要他们实际处身于那间屋子，就不会有灾难临头。要到那里去，倒是又困难又危险，但是那间屋子却是个避难所。当温斯顿凝视着那镇纸的中央的时候，他感到，要到那水晶世界里面去是办得到的，一旦到了里面，时间就能停止了。他们常常耽溺于逃避现实的白曰梦。他们的运气会永远好下去，他们可以在这一辈子永远这样偷偷摸摸搞下去而不会被发觉。或者凯瑟琳会死掉，温期顿和裘莉亚就可以想个巧妙的方法结婚。或者他们一起自杀。或者他们躲了开去，改头换面，学会无产者说话的腔调，到一家工厂去做工，在一条后街小巷里过一辈子，而不被人发觉。他们两人都知道，这都是痴人说梦。实际生活中是没有出路的。甚至那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即自杀，他们也无意实行。过一天算一天，过一星期算一星期，虽然没有前途，却还是尽量拖长现在的时间，这似乎是一种无法压制的本能，就象只要有空气，人肺就总要呼吸一样。

有时候他们也谈到搞实际活动来反党，但是却不知道怎样采取第一步。即使传说中的兄弟会确有其事，要参加进去还有困难。他告诉她在他和奥勃良之间存在着，或者说似乎存在着一种奇怪的亲切感。他有时就感到有这样的冲动，要到奥勃良面前去对他说自已是党的敌人，要求他的帮助。很奇怪，她并不觉得这样做太冒失。她善于从相貌上看人，温斯顿只根据眼光一闪就认为奥勃良是个可靠的人。她似乎觉得是很自然的事。此外，她也想当然地认为，大家，几乎每个人，内心里都是仇恨党的，只要安全无失，都会打破规矩的。但是她不相信有普遍的、有组织的反对派存在，或者有可能存在。她说，关于果尔德施坦因及其地下军的传说只不过是党为了它自己的目的而捏造出来的胡说八道，你不得不假装相信。在党的集会和自发的示威中，她还无数次拉开嗓门高喊要把那些她从来没有听到过而且她也一点也不相信他们犯了什么罪行的人处以死刑。在公审大会上，她参加青年团的队伍，在法庭外面从早到晚高喊“打倒卖国贼！”在两分钟仇恨中，她咒骂果尔德施坦因总抢在别人之先。但是果尔德施坦因是谁，他的主张是什么，她却一无所知。她是革命后成长的，年纪太轻，不知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象独立的政治运动这样的事，她是无法理解的；而且不论怎么说，党是不可战胜的。它将永远存在，永远是那个样子。你的反抗只能是暗中不服从，或者至多是孤立的暴力行为，例如杀掉某个人或者炸掉某个地方。

在某些方面她比温斯顿还精，还不易相信党的宣传。有一次谈到同欧亚国打仗时，她随口说，她认为根本没有在打仗，这叫他大吃一惊。她说，每天落在伦敦的火箭可能是大洋国政府自己发射的，“目的只是为了要吓唬人民”。这个念头他可从来没有想到过。她也使他感到有些妒意，因为她说在两分钟仇恨中她最大的困难还是要忍住不致大声笑出来。但是她对党的教导有怀疑只是在这些教导触及她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她经常是容易相信官方的无稽之谈的，那只是因为在她看来真假之间的区别关系不大。例如，她相信飞机是党发明的，这是她在上小学的时候学到的。(温斯顿记得，在他上小学的时候，那是在五十年代后期，党自称由它发明的还只有直升飞机；十多年以后，裘莉亚上小学时，就是飞机了；再隔一代，就会说蒸气机也是它发明的了。当他告诉她，在他出生之前，早在革命发生之前，就已有了飞机的存在时，她对这一事实一点也不发生兴趣。说到头，飞机究竟是谁发明的有汁么关系呢？但是比较使他吃惊的却是有一次随便聊天时他发现，她不记得四年之前大洋国在同东亚国打仗，同欧亚国和平相处。不错，她认为整个战争都是假的；但显然她甚至没有注意到已经换了敌人的名字。她含糊地说，“我以为我们一直在同欧亚国打仗。”这使他感到有点吃惊。飞机的发明是在她出生以前很久的事，而战争对象的转换却才只有四年，是她早巳长大成人以后的事。他同她辩论了大约有半小时，最后他终于使她记起来说，她隐约记得有一阵子敌人是东亚国而不是欧亚国。但是她认为这一问题无所谓。她不耐烦地说，“谁管它？总是不断地打仗，一个接着一个，反正你知道所有的消息都是谎话。”

有时他同她说到记录司和他在那里干的大胆伪造的工作。她对这种事刹？”裘莉亚说。“我敢冒险，但只为值得冒险的事冒险，决不会为几张旧报纸冒险。即使你留了下来，你又能拿它怎么样？”

“也许没有多大用处。但这毕竟是证据。可能在这里或者那里撤布一些怀疑的种子，那是假定我敢拿去给别人看。

我认为在我们这一辈子要改变任何现状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可以想象，有时在某个地方会出现反抗的小集团，一小批人集合在一起，人数慢慢增加，甚至还留下一些痕迹，下一代的人可以接着干下去。”

“我对下一代没有兴趣，亲爱的。我只对我们自己有兴趣。”

“你只是一个腰部以下的叛逆，”他对她说。

她觉得这句话十分风趣，高兴得伸开胳膊搂住他。

她对党的理论和细枝末节毫无兴趣。他一开始谈到英社的原则、双重思想、过去的默默无声和客观现实的抹杀，或者一开始用新话的词儿，她就感到厌倦，混乱，说她从来没有注意过这种事情。大家都知道这都是废话，因此操这个心干什么？她只知道什么该高兴，什么该不高兴，这样就够了。如果他老是谈这种事情，她往往就睡着了，这个习惯真叫他没有办法。她是那样的一种人，随时随地都可以睡觉。

在同他说话中，他发现假装正经而又不知正经为何意是件十分容易的事。可以说，在没有理解能力的人身上，党把它的世界观灌输给他们最为成功。最明显不过的违反现实的东西，都可以使他们相信，因为他们从来不理解，对他们的要求是何等荒唐，因为他们对社会大事不发生兴趣，从来不去注意发生了什么事情。正是由于缺乏理解，他们没有发疯。

他们什么都一口吞下，吞下的东西对他们并无害处，因为没有残渣遗留，就象一颗玉米粒不加消化地通过一只鸟的体内一样。

第二部 第6节
这件事终于发生了。期待中的信息传了过来。他觉得他这一辈子都在等待这件事的发生。

他正走在部里大楼的长长的走廊里，快到裘莉亚上次把那纸条塞到他手中的地方，他才意识到身后跟着一个个子比他高的人。那个人，不知是谁，轻轻地咳了一声，显然是表示要说话。温斯顿猛然站住，转过身去。那人是奥勃良。

他们终于面对着面，他的唯一冲动似乎是要逃走。他的心猛跳着，说不出话来。但是奥勃良仍继续走着，一只友好的手按了一下温斯顿的胳膊，这样他们两人就并肩向前走了。他开始用他特别彬彬有礼的口气说话，这是他与大多数核心党员不同的地方。

“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同你谈谈，”他说。“前不久我读到你在《泰晤士报》发表的一篇用新话写的文章。我想你对新话颇有学术上的兴趣吧？”

温斯顿已恢复了他的一部分自信。他说，“谈不上什么学术上的兴趣。我是个外行，这不是我的专业。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一语言的实际创作工作。”

“但是你的文章写得很漂亮，”奥勃良说。“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我最近同你的一位朋友谈过，他肯定是个专家。

我一时记不起他的名字来了。”

温斯顿的心里又是一阵难过。不可想象这不是提到赛默。但是赛默不仅死了，而且是给抹掉了，是个非人。提到他会有丧命的危险。奥勃良的话显然一定是个信号，一个暗号。由于两人共同参与了这个小小的思想罪行，他使他们成了同谋犯。他们原来是在走廊里慢慢地继续走着，这时奥勃良止了步。他整了一整鼻梁上的眼镜，这个姿态总使人有一种奇怪的亲切之感。接着他说：

“我其实想要说的是，我在你的文章中注意到你用了两个现在已经过时了的词儿，不过这两个词儿是最近才过时的。你有没有看过第十版的新话词典？”

“没有，”温斯顿说。“我想这还没有出版吧。我们纪录司仍在用第九版。”

“是啊，第十版要过几个月才发行。但是他们已发了几本样书。我自己就有一本。也许你有兴趣看一看？”

“很有兴趣，”温斯顿说，马上领会了这个意思。

“有些新发展是极其聪明的。减少动词数目，我想你对这点是会有兴趣的。让我想，派个通讯员把词典送给你？不过这种事情我老是容易忘了。还是你有空到我住的地方来取吧，不知你方便不方便？请等一等。我把地址写给你。”

他们正好站在一个电幕的前面。奥勃良有些心不在焉地摸一摸他的两只口袋，摸出了一本皮面的小笔记本和一支金色的墨水笔。他就在电幕下面写了地址，撕了下来，交给了温斯顿，这个地位使得在电幕另一边的人可以看到他写的是什么。

“我一般晚上都在家。”他说。“如果正好不在，我的勤务员会把词典给你的。”

说完他就走了，留下温斯顿站在那儿，手中拿着那张纸片，这次他没有必要把它藏起来了。但是他还是仔细地把上面写的地址背熟了，几个小时以后就把它同其他一大堆废纸一起扔进了忘怀洞。

他们在一起顶多只讲了两分钟的话。这件事只可能有一个含意。这样做是为了让温斯顿知道奥勃良的地址。所以有此必要是因为除了直接询问以外要知道谁住在哪里是不可能的。什么电话簿、地址录都是没有的。奥勃良对他说的就是“你如果要看我，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找我。”也许那本词典里夹着一封信，藏着一句话。反正，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所梦想的密谋确实存在，他已经碰到了它外层的边缘了。

他知道他迟早要应奥勃良的召唤而去找他。可能是明天，也可能要隔很久——他也说不定。刚才发生的事只不过是多年前已经开始的一个过程的实现而已。第一步是个秘密的不自觉的念头；第二步是开始写日记，他已经从思想进入到了语言，现在又从语言进入到了行动。最后一步则是将在友爱部里发生事情了。他已经决定接受这个结局。始即是终，终寓于始。但是这有点使人害怕；或者确切地说，这有点象预先尝一下死亡的滋昧，有点象少活几天。甚至在他同奥勃良说话的时候，当所说的话的含意慢慢明显以后，他全身感到一阵发冷，打了个寒战。他有了一种踏进潮湿寒冷的坟墓的感觉，并不因为他早已一直知道坟墓就在前面等候他而感到好过些。

第二部 第7节

温斯顿醒来时眼里充满了泪水。裘莉亚睡意很浓地挨近他，嘴里喃喃地说着大概是“怎么回事”之类的话。

“我梦见——”他开始说道，马上又停住了。这梦境太复杂了，说不清楚。除了梦本身之外，还有与梦有关的记忆，那是在醒来以后几秒钟之内浮现在他心中的。

他闭上眼睛躺着，仍浸沉在梦境中的气氛里。这是一场光亮夺目、场面很大的梦，他的整个一生，好象夏日傍晚雨后的景色一样，展现在他的前面。这都是在那玻璃镇纸里面发生的，玻璃的表面成了苍穹，苍穹之下，什么东西都充满了柔和的清澈的光芒，一望无际。这场梦也可以由他母亲的手臂的一个动作所概括，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他母亲的手臂的一个动作所构成的。这个动作在三十年后他又在新闻片中看到了，那就是那个犹太妇女为了保护她的小孩不受子弹的扫射而做的一个动作，但是仍不能防止直升飞机把她们母子俩炸得粉碎。

“你知道吗，”他说，“以前我一直以为我母亲是我害死的。”

“你为什么要害死你的母亲？”裘莉亚问道，仍旧在睡梦之中。

“我没有害死她。没有在肉体上害死她。”

在梦中，他记起了他对他母亲的最后一瞥，醒来以后，围绕着这梦境的一切细微末节都涌上了心头。这个记忆他在许多年来是一直有意从他的意识中排除出去的。他已记不得确切日期了，不过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他大概至少已有十岁了，也可能是十二岁。他父亲在这以前消失了；在这以前究竟多久，他已记不得了。他只记得当时生活很不安定，朝不保夕：经常发生空袭，在地下铁道车站中躲避空袭，到处都是瓦砾，街头贴着他所看不懂的公告，穿着同样颜色衬衫的成群少年，面包房前长长的队伍，远处不断响起的机枪声，尤其是，总是吃不饱。他记得每天下午要花许多时间同其他一些孩子在垃圾桶、废物堆里捡破烂，什么菜帮子，菜叶子，土豆皮，有时甚至还有陈面包片，捡到这些，他们就小心翼翼地把炉渣扒掉；有时还在马路上等卡车开过，他们知道这些卡车有固定路线，装的是喂牛的饲料，在驶过坑坑洼洼的路面时，就会洒出一些豆饼下来。

他父亲失踪的时候，他母亲并没有表示奇怪或者剧烈的悲痛，但是一下子就变了一个人。她好象精神上完全垮掉了一样。甚至连温斯顿也感到她是在等待一件必然会发生的事。一切该做的事她都照样在做——烧饭、洗衣、缝补、铺床、扫地、掸土——但是总是动作迟缓，一点多余的动作也没有，好象艺术家的人体模型自己在走动一样，这使人觉得奇怪。她的体态动人的高大身子似乎自然而然地陷于静止了。她常常一连好几小时一动不动地坐在床边，给他小妹妹喂奶，他的小妹妹是个体弱多病、非常安静的婴儿，只有二、三岁，脸上瘦得象只猴子。她偶然会把温斯顿紧紧地搂在怀里，很久很久不说话。他尽管年幼无知，只管自己，但也明白这同要发生的、但是从来没有提到的事情有关。

他记得他们住的那间屋子，黑暗湫隘，一张白床单铺盖的床占了一半的面积。屋子里有个煤气灶，一个食物柜，外面的台阶上有个棕色的陶瓷水池，是几家合用的。他记得他母亲高大的身子弯在煤气灶上搅动着锅里的什么东西。他尤其记得他老是肚子饿，吃饭的时候总要吵个不休。他常常一次又一次哼哼唧唧地问他母亲，为什么没有更多吃的，他常常向她大喊大闹(他甚至还记得他自己的嗓门，由于大喊大叫过早地变了音，有时候洪亮得有些奇怪)，他也常常为了要分到他一些吃的而伪装可怜相。他母亲是很乐意多分给他一些的。她认为他是个“男孩”，分得最多是当然之理；但是不论她分给他多少，他总是嫌不够。每次吃饭时她总求他不要自私，不要忘了小妹妹有病，也需要吃的，但是没有用。

她如果不给他多盛一些，他就气得大喊大叫、把锅子和勺子从她手中夺过来，或者把他妹妹盆中的东西抢过来。他也明白这么做，他母亲和妹妹得挨饿，但是他没有办法；他甚至觉得自已有权这么做。他肚中的辘辘饥肠似乎就是他的理由。两餐之间，如果他母亲防卫不严，他还常常偷吃食物柜上一点点可怜的贮藏。

有一天发了巧克力的定量供应。过去已经有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没有发了。他还十分清楚地记得那珍贵的一点点巧克力，二两重的一块(那时候仍用磅称)，三人分。应该分成等量的三块。但是突然之间，仿佛有人在指使他似的，温斯顿听到自己声如洪钟的要求，把整块巧克力都给他。他母亲叫他别贪心。接着就是没完没了的哼哼唧唧，又是叫，又是哭，眼泪鼻涕，劝诫责骂，讨价还价。他的小妹妹双手紧抱着他母亲，活象一只小猴子，坐在那里，从他母亲的肩后望过来，瞬着大眼睛悲伤地看着他。最后他母亲把那块巧克力掰了四分之三，给了温斯顿，把剩下的四分之一给了他妹妹。那小姑娘拿着巧克力，呆呆地看着，好象不知它是什么东西。温斯顿站着看了一会。接着他突然跃身一跳，从他妹妹手中把那块巧克力一把抢走就跑到门外去了。

“温斯顿，温斯顿！”他母亲在后面叫他。“快回来！把你妹妹的那块巧克力还给她！”

他停了下来，但没有回来。他母亲的焦虑眼光盯着他的脸。就是在这个时候，她也在想那就要发生的事，即使他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他妹妹这时意识到有东西给抢走了，软弱地哭了几声。他母亲搂紧了她，把她的脸贴在自己的胸口上。这个姿势使温斯顿意识到他妹妹快要死了。他转过身去，逃下了楼梯，巧克力捏在手中快要化了，有点粘糊糊的。

他以后没有再见到他母亲。他吃了巧克力以后，觉得有点惭愧，在街头闲荡了几个小时，饥火中烧才驱使他回家。

他一回去就发现母亲不在了。那个时候，这已成了正常的现象。屋子里除了他母亲和妹妹以外，什么都不缺。他们没有拿走衣服，甚至也没有拿走他母亲的大衣。到今天他还没有把握，他母亲是不是已经死了。完全有可能，她只是给送到强迫劳动营去了。至于他妹妹，很可能象他自己一样，给送到一个孤儿院里去了，他们把它叫做保育院，这是在内战后象雨后春笋似地出现的。她也很可能跟他母亲一起去了劳动营，也很可能给丢在什么地方，无人过问而死了。

这个梦在他心中仍栩栩如生，特别是那个胳膊一搂的保护姿态，似乎包含了这个梦的全部意义。他又回想到两个月前的另外一个梦。他的母亲同坐在铺着白床单的床边抱着孩子一样，这次是坐在一条沉船里，掉在他的下面，起渐往下沉，但仍从越来越发黑的海水中指头朝他看。

他把他母亲失踪的事告诉了裘莉亚。她眼也不睁开就翻过身来，蜷缩在他怀里，睡得更舒服一些。

“你在那时候大概真是头畜生，”她含糊地说。“孩子们全是畜生。”

“是的。但是这件事的真正意义是——”从她呼吸声听来，显然她又睡着了。他很想继续谈谈他的母亲。从他所记得的关于她的情况来看，他想她并不是个不平常的女人，更谈不上聪明。但是她有一种高贵的气派，一种纯洁的素质，这只是因为她有自己的行为标准。她有自己的爱憎，不受外界的影响。她从来没有想到过，没有效用的事就没有意义。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爱他，当你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给他时，你仍把你的爱给他。最后一块巧克力给抢走时，他母亲怀里抱着孩子。这没有用，改变不了任何东西，并不能变出一块巧克力来，并不能使那孩子或她自已逃脱死亡；但是她仍抱着她，似乎这是很自然的事。那条沉船上的那个逃难的女人也用她的胳膊护着她的孩子，这象一张纸一样单薄，抵御不了枪弹。可怕的是党所做的事却是使你相信，仅仅冲动，仅仅爱憎并无任何意义，但同时却又从你身上剥夺掉一切能够控制物质世界的力量。你一旦处在党的掌握之中，不论你有感觉还是没有感觉，不论你做一件事还是不做一件事，都无关重耍。不论怎么样，你还是要消失的，不论是你或你的行动，都不会再有人提到。历史的潮流里已没有你的踪影，但是在两代之前的人们看来，这似乎并不是那么重要，因为他们并不想篡改历史。他们有自己的不加置疑的爱憎作为行为的准则。他们重视个人的关系。一个完全没有用处的姿态，一个拥抱，一滴眼泪，对将死的人说一句话，都有本身的价值。他突然想到，无产者仍旧是这样。他们并不忠于一个政党，或者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思想，他们却相互忠于对方。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不再轻视无产者，或者只把他们看成是一种有朝一日会爆发出生命来振兴全世界的蛰伏的力量。无产者仍有人性。他们没有麻木不仁。他们仍保有原始的感情，而他自己却是需要作出有意识的努力才能重新学会这种感情。他这么想时却毫不相干地记起了几星期前他看到人行道上的一只断手，他把它踢在马路边，好象这是个白菜头一样。

“无产者是人，”他大声说。“我们不是人。”

“为什么不是？”袭莉亚说，又醒了过来。

他想了一会儿。“你有没有想到过，”他说，“我们最好是趁早从这里出去，以后不再见面？”

“想到过，亲爱的，我想到过好几次了。但是我还是不想那么做。”

“我们很幸运，”他说，“但是运气不会很长久。你还年轻。你的外表正常纯洁。如果你避开我这种人，你还可以活上五十年。”

“不，我已经想过了。不论你做什么，我都要跟着做。别灰心丧气。我要活命很有办法。”

“我们可能还可以在一起呆六个月——一年——谁知道。最后我们还是要分手的。你没有想到我们将来完全是孤独无援的？他们一旦逮住了我们，我们两个人是没有办法，真的一点也没有办法给对方帮什么忙的。如果我招供，他们就会枪毙你，如果我拒绝招供，他们也会枪毙你。不管我做什么，说什么，或者不说什么，都不会推迟你的死亡五分钟。我们不会知道对方是死是活。我们将完全束手无策，有一点是重要的，那就是我们不要出卖对方，尽管这一点也不会造成任何不同。”

“如果你说的是招供，”她说，“那我们还是要招供的。

人人都总是招供的。你没有办法。他们拷打你。”

“我不是说招供。招供不是出卖。无论你说的或做的是什么都无所谓。有所谓的是感情。如果他们能使我不再爱你——那才是真正的出卖。”

她想了一会儿。“这他们做不到，”她最后说。“这是他们唯一做不到的事。不论他们可以使你说些什么话，但是他们不能使你相信这些话。他们不能钻到你肚子里去。”

“不能，”他比较有点希望地说，“不能；这话不错。他们不能钻到你肚子里去。如果你感到保持人性是值得的，即使这不能有任何结果，你也已经打败了他们。”

他想到通宵不眠进行窃听的电幕。他们可以日以继夜地侦察你，但是如果你能保持头脑清醒，你仍能胜过他们。他们尽管聪明，但仍无法掌握怎样探知别人脑袋里怎样在想的办法。但当你落在他们手中时也许不是这样。友爱部里的情况究竞如何，谁也不知道，但不妨可以猜一猜：拷打、麻醉药、测量你神经反应的精密仪器。不给你睡觉和关单独禁闭造成你精神崩溃、不断的讯问。无论如何，事实是保不了密的。他们可以通过讯问，可以通过拷打弄清楚。但是如果目标不是活命而是保持人性，那最终有什么不同呢？他们不能改变你的爱憎，而且即使你要改变，你自已也无法改变。他们可以把你所做的，或者说的，或者想的都事无巨细地暴露无遗，但是你的内心仍是攻不破的，你的内心的活动甚至对你自己来说也是神秘的。

第二部 第8节

他们来了，他们终于来了！

他们站着的那间屋子是长方形的，灯光柔和。电幕的声音放得狠低，只是一阵低声细语。厚厚的深蓝色地毯，踩上去使你觉得好象是踩在天鹅绒上。在屋子的那一头，奥勃良坐在一张桌边，桌上有一盏绿灯罩的台灯，他的两边都有一大堆文件。仆人把裘莉亚和温斯顿带进来的时候，他连头也不抬。

温斯顿的心房跳得厉害，使他担心说不出话来。他心里想的只有一句话：他们来了，他们终于来了。到这里来，本身就是一件冒失的事，两人一起来就更是纯粹的胡闹。不错，他们是走不同的路线来的，只是到了奥勃良家的门口才碰头。但是，光是走进这样一个地方就需要鼓起勇气。只有在极偶然的情况下，你才有机会见到核心党员住宅里面是什么样子，或者有机会走进到他们的住宅区来。什么东西都令人望而生畏——公寓大楼的整个气氛就不一样，什么东西都十分华丽，什今地方都十分宽敞，讲究的食品和优质的烟草发出没有闻惯的香味，电梯升降悄然无声，快得令人难以置信，穿着白上衣的仆人来回忙碌着。他到这里来虽然有很好的借口，但是每走一步总是担心半路上会突然杀出一个穿黑制服的警卫来，要查看他的证件，把他撵走。但是，奥勃良的仆人二话不说，让他们两人进来。他是个小个子，长着黑头发，穿着一件白上衣，脸型象块钻石，完全没有表情，很可能是个中国人的脸。他带他们走过一条过道，地上铺着柔软的地毯，墙上糊着奶油色的墙纸，嵌壁漆成白色，一切都是一尘不染，十分清洁。这也使人望而生畏。温斯顿还记不起曾经在什么地方看到过有一条过道的墙上不是由于人体的接触而弄得污黑的。

奥勃良手里捏着一张纸条，似乎在专心阅读。他的粗眉大眼的脸低俯着，使你可以看清他的鼻子的轮廓，样子可怕，又很聪明。他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大约有二十秒钟。

然后他拉过听写器来，用各部常用的混合行话，发了一个通知：

“一逗号五逗号七等项完全批准句点六项所含建议加倍荒谬接近罪想取消句点取得机器行政费用充分估计前不进行建筑句点通知完。”

他慢吞吞地从椅子上欠身站了起来，走过无声的地毯，向他们这边过来。说完了那些新话，他的官架子似乎放下了一点，但是他的神情比平时严肃，好象因为有人来打扰他而很不高兴。温斯顿本来已经感到恐惧，这时却突然又掺杂了一般的不好意思的心情。他觉得很有可能，自己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他真的有什么证据可以确定奥勃良是个政治密谋家呢？只不过是眼光一闪，一句模棱两可的话，除此之外，只有他自已秘密幻想，那是完全建筑在睡梦上的。他甚至不能退而依靠他是来借那本辞典的那个借口了，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就无法解释裘莉亚的在场。奥勃良走过电幕旁边，临时想到了一个念头，就停了下来，转过身去，在墙上按了一下按钮。啪的一声，电幕上的说话声中断了。

裘莉亚轻轻惊叫了一声，即使在心情慌乱中，温斯顿也惊异得忍不住要说：

“原来你可以把它关掉！”

“是的，”奥勃良说，“我们可以把它关掉。我们有这个特权。”

他这时站在他们前面。他的魁梧的身材在他们两人面前居高临下，他脸上的表情仍旧使人捉摸不透。他有点严峻地等待着温斯顿开腔，可是等他说什么？就是现在也可以想象，他是个忙人，有人来打扰他，心里感到很恼火。没有人说话。电幕关掉以后，屋子里象死一般的静寂。时间滴嗒地过去，压力很大。温斯顿仍旧凝视着奥勃良的眼睛，但是感到很困难。接着那张严峻的脸突然露出了可以说是一丝笑容。奥勃良用他习惯的动作。端正一下他鼻梁上的眼镜。

“我来说，还是你来说？”他问道。

“我来说吧，”温斯顿马上说。“那玩意儿真的关掉了？”

“是的，什么都关掉了。这里就只有我们自已。”

“我们到这里来，因为——”他停了下来，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动机不明。由于他实际上并不知道他能从奥勃良那儿指望得到什么帮助，因此要说清楚他为什么到这里来，很不容易。他尽管意识到他说的话听起来一定很软弱空洞，还是继续说道：

“我们相信一定有种密谋，有种秘密组织在进行反对党的活动，而你是参加的。我们也想参加，为它工作。我们是党的敌人。我们不相信英社原则。我们是思想犯。我们也是通奸犯。我这样告诉你是因为我们完全相信你，把我们的命运交给你摆布。如果你还要我们用其他方式表明我们自己，我们也愿意。”

他觉得后面门己开了。就停了下来，回头一看，果然不错，那个个子矮小、脸色发黄的仆人没有敲门就进来了。温斯顿看到他手中端着一只盘子，上面有酒瓶和玻璃杯。

“马丁是咱们的人，”奥勃良不露声色地说。“马丁，把酒端到这边来吧。放在圆桌上，椅子够吗？那么咱们不妨坐下来，舒舒服服地谈一谈。马丁，你也拉把椅子过来。这是谈正经的。你暂停十分钟当仆人吧。”

那个小个子坐了下来，十分自在，但仍有一种仆人的神态，一个享受特权的贴身仆人的神态。温斯顿从眼角望去，觉得这个人一辈子就在扮演一个角色，意识到哪怕暂且停止不演这种角色也是危险的。奥勃良把酒瓶拿了过来，在玻璃杯中倒了一种深红色的液体。这使温斯顿模糊地想起很久很久以前在墙上或者广告牌上看到过的什么东西——用电灯泡组成的一只大酒瓶，瓶口能上下移动，把瓶里的酒倒到杯子里。从上面看下去，那酒几乎是黑色的，但在酒瓶里却亮晶晶地象红宝石。它有一种又酸又甜的气味。他看见裘莉亚毫不掩饰她的好奇，端起杯子送到鼻尖闻。

“这叫葡萄酒，”奥勃良微笑道。“没有问题，你们在书上一定读到过。不过，没有多少卖给外围党的人。”他的脸又严肃起来，他举起杯。“我想应该先喝杯酒祝大家健康。为我们的领袖爱麦虞埃尔果尔德施坦因干杯。”

温斯顿很热心地举起了酒杯。葡萄酒是他从书本子上读到过，很想尝一下的东西，又象玻璃镇纸或者却林顿先生记不清的童谣一样，属于已经消失的、罗曼蒂克的过去，他私下里喜欢把这过去叫做老时光。不知为什么缘故，他一直认为葡萄酒味道极甜，象黑莓果酱的味道，而且能马上使人喝醉。实际上，等到他真的一饮而尽时，这玩意儿却很使人失望。原来他喝了多年的杜松子酒，已喝不惯葡萄酒了。他放下空酒杯。

“那么真的有果尔德施坦因这样一个人？”他问道。

“是啊，有这样一个人，他还活着。至于在哪里，我就不知道了。”

“那么那个密谋——那个组织？这是真的吗？不是秘密警察的捏造吧？”

“不是，这是真的。我们管它叫兄弟会。除了它确实存在，你们是它的会员以外，你们就别想知道别的了。关于这一点，我等会再说。”他看了一眼手表。“哪怕是核心党里的人，把电幕关掉半个小时以上也是不恰当的。你们不应该一起来，走时得分开走。你，同志——”他对裘莉亚点一点头，“先走。我们大约有二十分钟的时间可以利用。我首先得向你们提一些问题，这你们想必是能理解的。总的来说，你们打算干什么？”

“凡是我们能够干的事，”温斯顿说。

奥勃良坐在椅上略为侧过身来，可以对着温斯顿。他几乎把裘莉亚撇开在一边不顾了，大概是视为当然地认为，温斯顿可以代表她说话。他的眼皮低垂了一下。他开始用没有感情的声音轻轻地提出他的问题，好象是例行公事一般，大多数问题的答案他心中早已有数了。

“你们准备献出生命吗？”

“是的。”

“你们准备杀人吗？”

“是的。”

“你们准备从事破坏活动，可能造成千百个无辜百姓的死亡吗？”

“是的。”

“你们准备把祖国出卖给外国吗？”

“是的。”

“你们准备欺骗、伪造、讹诈、腐蚀儿童心灵、贩卖成瘾毒品、鼓励卖淫、传染花柳病——凡是能够引起腐化堕落和削弱党的力量的事都准备做吗？”

“是的。”

“比如，如果把硝锵水撒在一个孩子的脸上能够促进我们的事业，你们准备这么做吗？”

“是的。”

“你们准备隐姓埋名，一辈子改行去做服务员或码头工人吗？”

“是的。”

“如果我们要你们自杀，你们准备自杀吗？”

“是的。”

“你们两个人准备愿意分手，从此不再见面吗？”

“不！”裘莉亚插进来叫道。

温斯顿觉得半晌说不出话来。他有一阵子仿佛连说话的功能也被剥夺了。他的舌头在动，但是出不来声，嘴型刚形成要发一个宇的第一个音节，出来的却是另外一个字的第一个音节，这样反复了几次。最后他说的话，他也不知道怎么说出来的。他终于说，“不。”

“你这么告诉我很好，”奥勃良说。“我们必须掌握一切。”

他转过来又对裘莉亚说，声音里似乎多了一些感情。

“你要明白，即使他侥幸不死，也可能是另外一个人了。

我们可能使他成为另外一个人。他的脸，他的举止，他的手的形状，他的头发的颜色，甚至他的声音也会变了。你自己也可能成为另外一个人。我们的外科医生能够把人变样，再也认不出来。有时这是必要的。有时我们甚至要锯肢。”

温斯顿忍不住要偷看一眼马丁的蒙古人种的脸。他看不到有什么疤痕，袭莉亚脸色有点发白，因此雀斑就露了出来，但是她大胆面对着奥勃良。她喃喃地说了句什么话，好象是表示同意。

“很好。那么就这样说定了。”

桌子上有一只银盒子装着香烟，奥勃良心不在焉地把香烟盒朝他们一推，自己取了一支，然后站了起来，开始慢慢地来回踱步，好象他站着可以更容易思考一些。香烟很高级，烟草包装得很好，扎扎实实的，烟纸光滑，很少见到。

奥勃良又看一眼手表。

“马丁，你可以回到厨房去了，”他说。“一刻钟之内我就打开电幕。你走以前好好看一眼这两位同志的脸。你以后还要见到他们。我却不会见到他们了。”

就象在大门口时那样，那个小个子的黑色眼睛在他们脸上看了一眼。他的态度里一点也没有善意的痕迹。他是在记忆他们的外表，但是他对他们并无兴趣，至少表面上没有兴趣。温斯顿忽然想到，也许人造的脸是不可能变换表情的。

马丁一言不发，也没有打什么招呼，就走了出去，悄悄地随手关上了门。奥勃良来回踱着步，一只手插在黑制服的口袋里，一只手夹着香烟。

“你们知道，”他说，“你们要在黑暗里战斗。你们永远是在黑暗之中。你们会接到命令，要坚决执行，但不知道为什么要发这样的命令。我以后会给你们一本书，你们就会从中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的真正性质，还有摧毁这个社会的战略。你们读了这本书以后，就成了兄弟会的正式会员。但是除了我们为之奋斗的总目标和当前的具体任务之外，其他什么也不会让你们知道的。我可以告诉你们兄弟会是存在的，但是我不能告诉你们它有多少会员，到底是一百个，还是一千万。从你们切身经验来说，你们永远连十来个会员也不认识。你们会有三、四个联系，过一阵子就换人，原来的人就消失了。由于这是你们第一个联系，以后就保存下来。你们接到的命令都是我发出的。如果我们有必要找你们，就通过马丁。你们最后被逮到时，总会招供。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你们除了自己干的事以外，没有什么可以招供．你们至多只能出卖少数几个不重要的人物。也许你们甚至连我也不能出卖。到时候我可能已经死了，或者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换了另外一张脸。”

他继续在柔软的地毯上来回走动。尽管他身材魁梧，但他的动作却特别优雅。甚至在把手插进口袋或者捏着一支香烟这样的动作中也可以表示出来。他给人一种颇有自信，很体谅别人的印象，甚至超过有力量的印象，但这种体谅带着讥讽的色彩。他不论如何认真，都没有那种狂热分子才有的专心致志的劲头。他谈到杀人、自杀、花柳病、断肢、换脸型的时候，隐隐有一种揶揄的神情。“这是不可避免的，”他的声音似乎在说，“这是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该做的事。但是等到生活值得我们好好过时，我们就不干这种事了。”温斯顿对奥勃良产生了一种钦佩，甚至崇拜的心情。他一时忘记了果尔德施坦因的阴影。你看一眼奥勃良的结实的肩膀，粗眉大眼的脸，这么丑陋，但是又这么文雅，你就不可能认为他是可以打败的。没有什么谋略是他所不能对付的，没有什么危险是他所没有预见到的。甚至裘莉亚似乎也很受感染。

她听得入了迷，连香烟在手中熄灭了也不知道．奥勃良继续说：

“你们会听到关于存在兄弟会的传说。没有疑问，你们已经形成了自己对它的形象。你们大概想象它是一个庞大的密谋分子地下网，在地下室里秘密开会，在墙上刷标语，用暗号或手部的特殊动作互相打招呼。没有这回事。兄弟会的会员没有办法认识对方，任何一个会员所认识的其他会员，人数不可能超过寥寥几个。就是果尔德施坦因本人，如果落入思想警察之手，也不能向他们提供全部会员名单，或者提供可以使他们获得全部名单的情报。没有这种名单。兄弟会所以不能消灭掉就是因为它不是一般观念中的那种组织。把它团结在一起的，只不过是一个不可摧毁的思想。除了这个思想之外，你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作你们的依靠。你们得不到同志之谊，得不到鼓励。你们最后被逮住时，也得不到援助。我们从来不援助会员。至多，绝对需要灭口时，我们有时会把一片剃须刀片偷偷地送到牢房里去。你们得习惯于在没有成果、没有希望的情况下生活下去。你们工作一阵子以后，就会被逮住，就会招供，就会死掉。这是你们能看到的唯一结果。在我们这一辈子里，不可能发生什么看得见的变化。我们是死者。我们的唯一真正生命在于将来。我们将是作为一撮尘土，几根枯骨参加将来的生活。但是这将来距现在多远，谁也不知道。可能是一千年。目前除了把神志清醒的人的范围一点一滴地加以扩大以外，别的事情都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采取集体行动。我们只能把我们的思想通过个人传播开去，通过一代传一代传下去。在思想警察面前，没有别的办法。”

他停了下来，第三次看手表。

“同志，该是你走的时候了。”他对裘莉亚说。“等一等，酒瓶里还有半瓶酒。”

他斟满了三个酒杯，然后举起了自己的一杯酒。

“这次为什么干杯呢？”他说，仍隐隐带着一点嘲讽的口气。“为思想警察的混乱？为老大哥的死掉？为人类？为将来？”

“为过去，”温斯顿说。

“过去更重要。”奥勃良神情严肃地表示同意。他们喝干了酒，裘莉亚就站了起来要走。奥勃良从柜子顶上的一只小盒子里取出一片白色的药片，叫她衔在舌上。他说，出去千万不要给人闻出酒味：电梯服务员很注意别人的动静。她走后一关上门，他就似乎忘掉她的存在了。他又来回走了一两步，然后停了下来。

“有些细节问题要解决，”他说。“我想你大概有个藏身的地方吧？”

温斯顿介绍了却林顿先生铺子楼上的那间屋子。

“目前这可以凑合。以后我们再给你安排别的地方。藏身的地方必须经常更换。同时我会把那书送一本给你——”温斯顿注意到，甚至奥勃良在提到这本书的时候，也似乎是用着重的口气说的——“你知道，是果尔德施坦因的书，尽快给你。不过我可能要过好几天才能弄到一本。你可以想象，现有的书不多。思想警察到处搜查销毁，使你来不及出版。不过这没有什么关系。这本书是销毁不了的。即使最后一本也给抄走了，我们也能几乎逐字逐句地再印行。你上班去的时候带不带公文包？”他又问。

“一般是带的。”

“什么样子？”

“黑色，很旧。有两条搭扣带。”

“黑色，很旧，两条搭扣带——好吧。不久有一天——

我不能说定哪一天——你早上的工作中会有一个通知印错了一个字，你得要求重发。第二天你上班时别带公文包。那天路上有人会拍拍你的肩膀说，‘同志，你把公文包丢了’。他给你的公文包中就有一本果尔德施坦因的书。你得在十四天内归还。”

他们沉默不语一会。

“还有几分钟你就须要走了，”奥勃良说，“我们以后再见——要是有机会再见的话——”温斯顿抬头看他。“在没有黑暗的地方？”他迟疑地问。

奥勃良点点头，并没有表示惊异。“在没有黑暗的地方，”他说，好象他知道这句话指的是什么。“同时，你在走以前还有什么话要想说吗？什么信？什么问题？”

温斯顿想了一想他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再要问了；他更没有想说些一般好听的话。他心中想到的，不是同奥勃良或兄弟会直接有关的事情，却是他母亲临死前几天的那间黑暗的卧室、却林顿先生铺子楼上的小屋子、玻璃镇纸、花梨木镜框中那幅蚀刻钢版画这一切混合起来的图像。他几乎随口说：

“你以前听到过一首老歌谣吗，开头一句是‘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橘子和柠檬？’”奥勃良又点一点头。他带着一本正经、彬彬有礼的样子，唱完了这四句歌词：

“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橘子和柠檬，圣马丁教堂的钟声说，你欠我三个铜板，老巴莱教堂的钟声说，你什么时候归还？

肖尔迪区教堂的钟声说，等我发了财。”

“你知道最后一句歌词！”温斯顿说。

“是的，我知道最后一句歌词。我想现在你得走了。不过等一等。你最好也衔一片药。”

温斯顿站起来时，奥勃良伸出了手。他紧紧一握，把温斯顿手掌的骨头几乎都要捏碎了。温斯顿走到门口回过头来，但是奥勃良似乎已经开始把他忘掉了。他把手放在电幕开关上等他走。温斯顿可以看到他身后写字桌上绿灯罩的台灯、听写器、堆满了文件的铁丝框。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

他心里想，在六十秒钟之内，奥勃良就已回去做他为党做的、暂时中断的重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