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9节

温斯顿累得人都冻胶了。“冻胶”,是个很确切的字眼。

它是自动在他脑海中出现的。他的身体不但象冻胶那么软,而且象冻胶那么半透明。他觉得要是举起手来,他就可以看透另一面的光。大量的工作把他全身的血液和淋巴液都挤干了,只剩下神经、骨骼、皮肤所组成的脆弱架子。所有的知觉都很敏感。穿上制服,肩膀感到重压;走在路上,脚底感到酸痛;甚至手掌的一张一合也造成关节咯咯的响。

他在五天之内工作了九十多个小时。部里的人都是如此。现在工作已经结束,到明天早上以前,他几乎无事可做,任何党的工作都没有。他可以在那个秘密的幽会地方呆六个小时,然后回自己家中的床上睡九个小时。在下午温煦的阳光照沐下,他沿着一条肮脏的街道,朝着却林顿先生的铺子慢慢地走去,一边留神注意着有没有巡逻队,一边又毫无理由地认为这天下午不会有人来打扰他。他的公文包沉甸甸的,每走一步就碰一下他的膝盖,使他的大腿的皮肤感到上下一阵发麻。公文包里放着那本书,他到手已有六天了,可是还没有打开来过,甚至连看一眼也没有看过。

仇恨周已进行了六天,在这六天里,天天是游行,演讲、呼喊、歌唱、旗帜、标语、电影、蜡像、敲鼓、吹号、齐步前进、坦克咯咯、飞机轰鸣、炮声隆隆。在这六天里,群众的情绪激动得到了最高峰。大家对欧亚国的仇恨沸腾得到了发狂的程度,要是在那最后一天要公开绞死的二千名欧亚国战俘落入群众之手的话,他们毫无疑问地会被撕成粉碎。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宣布,大洋国并没有在同欧亚国作战。大洋国是在同东亚国作战。欧亚国是个盟国。

当然,没有人承认发生过什么变化。只不过是极其突然地,一下子到处都让人知道了:敌人是东亚国,不是欧亚国。

温斯顿当时正在伦敦的一个市中心广场参加示威。时间是在夜里,人们的苍白的脸和鲜红的旗帜都沐浴在强烈的泛光灯灯光里。广场里挤满了好几千人,其中有一批大约一千名学童,穿着少年侦察队的制服,集中在一起。在用红布装饰的台上,一个核心党的党员在发表演讲,他是个瘦小的人,胳臂却长得出奇,与身材不合比例,光秃的大脑袋上只有少数几绺头发。他是个象神话中的小妖精式人物,满腔仇恨,一手抓着话筒,一手张牙舞爪地在头顶上挥舞,这只手长在瘦瘦的胳臂上,显得特别粗大。他的讲话声音从扩大器中传出来,特别洪亮刺耳,没完没了地列举一些暴行、屠杀、驱逐、抢劫、强奸、虐待俘虏、轰炸平民、撒谎宣传、无端侵略、撕毁条约的罪状。听了以后无法不相信他,也无法不感到愤怒。隔几分钟,群众的情绪就激愤起来,讲话人的声音就被淹没在好几千人不可控制地提高嗓门喊出来的野兽般咆哮之中。最野蛮的喊叫声来自那些学童。那人大约已经讲了有二十分钟的时候,有一个通讯员急急忙忙地走上了讲台,把一张纸递到讲话人的手里。他打开那张纸,一边继续讲话,一边看了那张纸。他的声音和态度都一点也没有变,他讲话的内容也一点没有变,但是突然之间,名字却变了。不需要说什么话,群众都明白了,好象一阵浪潮翻过去似的。大洋国是在同东亚国打仗!接着就发生了一场大混乱。广场上挂的旗帜、招贴都错了!其中一半所画的脸就不对。这是破坏!这是果尔德施坦因的特务搞的!于是大家乱哄哄地把招贴从墙上揭下来,把旗帜撕得粉碎,踩在脚下。少年侦察队的表现特别精采,他们爬上了屋顶,把挂在烟囱上的横幅剪断。不过在两三分钟之内,这一切就都结束了。讲话的人仍抓着话筒,向前耸着肩膀,另外一只手在头上挥舞,继续讲话。再过一分钟,群众中又爆发出一阵愤怒的吼声。仇恨继续进行,一如既往,只是已换了对象。

温斯顿后来回顾起来感到印象深刻的是,那个讲话的人居然是在一句话讲到一半的时候转换对象的,不仅没有停顿一下,甚至连句子结构都没有打乱。不过当时有另外的事情分了他的心。那是发生在揭招贴的混乱的时候,有一个人连长得怎么样他也没有瞧清,拍拍他的肩膀说,“对不起,你大概把你的公文包丢了。”他二话不说,心不在焉地把公文包接了过来。他知道要过好几天才有机会看公文包里的东西。

示威一结束,他就回到真理部里,尽管已经快二十三点了。

部里的全体工作人员也都已回来。电幕上已经发出指示,要他们回到工作岗位,不过完全没有必要发这指示。

大洋国在同东亚国作战:大洋国一向是在同东亚国作战。五年来的政治文籍现在有一大部分完全要作废了。各种各样的报告、记录、报纸、书籍、小册子、电影、录音带、照片——这一切都得以闪电速度加以改正。虽然没有发出明确指示,不过大家都知道,纪录司的首长要在一个星期之内做到任何地方都没有留下曾经提到与欧亚国打过仗,同东亚国结过盟的材料。工作吓人,尤其是因为这件事不能明说。

纪录司人人都一天工作十八小时,分两次睡觉,一次睡三小时。地下室里搬来了床垫,在走廊里到处都铺开了。吃饭由食堂服务员用小车推来,吃的是夹肉面包和胜利牌咖啡。温斯顿每次停下工作去睡一小时,总尽量把桌面上的工作处理干净,但每次他睡眼惺忪、腰酸背痛地回来时,桌上又是文件山积,几乎把听写器也掩没了,还掉落在地上,因此第一件事就是把它们好歹整理一下,好腾出地方来工作。最糟糕的是,这项工作一点也不是纯粹机械性的。尽管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不过是更换一下名字,但是一些详细的报导就需要你十分仔细,需要你发挥想象力。为了要把战争从世界上的这一地区挪到另外一个地区,你所需要的地理知识也很惊人。

到第三天,他的眼睛痛得无法忍受,每隔几分钟就需要把眼镜擦一擦。这好象是在努力完成一顷繁重的体力工作,你有权利拒绝不干,但又急于想完成,这种心情甚至是有点神经质的。如果他有时间来记的话,对于他在听写器上说的每一句话,他的墨水铅笔的每一笔勾划都是蓄意说谎这一点,他并不感到不安。他象司里的每一个人一样,竭力想把谎话圆得很完美。到第六天早晨,纸条慢慢地减少了。有半小时之久,气力传送管里没有送东西出来。后来又送来一条,接着就没有了。几乎在同一时候,到处工作都搞完了。整个司里的人都深深地——也是暗地里——松了一口气。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任务,但是谁也不会提到这件事。现在无论哪一个人都无法用文件来证明曾经同欧亚国打过仗。到十二点钟的时候突然宣布全部工作人员放假到明天早晨。温斯顿在工作的时候,把那装着那本书的公文包放在两只脚之间,睡觉的时候放在枕头下,这时就提着它回了家,刮了胡子,洗了一个澡,尽管水不热,几乎一边洗一边就在澡盆里睡着了。

他爬上却林顿先生铺子楼梯时,全身关节咯咯作响。他很疲倦,但是已没有睡意。他打开窗户,点燃了肮脏的小煤油炉,放了一壶水在上面准备烧咖啡。裘莉亚马上就来;同时还有那本书。他在那张邋遢的沙发上坐下来,把公文包的搭扣带松开。

这是一本黑面厚书,自己装订的,封面上没有书名或作者名字。印刷的字体也有点不规则。书页边上都有点揉烂了,很容易掉页,看来这本书已转了好几个人之手。书名扉页上印的是:{{《寡头政治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爱麦虞埃尔果尔德施坦因著}}

温斯顿开始阅读。

第一KK无知即力量

有史以来,大概自从新石器时代结束以来,世上就有三种人,即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他们又再进一步分为好几种,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名字,他们的相对人数和他们的相互态度因时代而异;但是社会的基本结构不变。即使在发生了大动荡和似乎无法挽回的变化以后,总又恢复原来的格局,好象陀螺仪总会恢复平衡一样,不管你把它朝哪个方向推着转。

这三种人的目标是完全不可调和的……

温斯顿停了下来,主要是为了要享受一下这样的感觉:

他是在舒服和安全的环境中读书。他独处一室,没有电幕,隔墙无耳,不需要神经紧张地张望一下背后有没有人在偷看,或者急忙用手把书掩上。夏天的甜蜜空气吻着他的双颊。远处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了孩子们的隐隐约约的叫喊声。

屋子里面,除了时钟滴嗒之外,寂然无声。他在沙发上再躺下一些,把脚搁在壁炉挡架上。这真是神仙般的生活,但愿能永生永世地过下去。在你搞到一本你知道最后总要一读再读的书的时候,你往往会无目的地翻开到一个地方,随便读一段;他现在也是这样,翻开的地方正好是第三章。于是他又读了下去:

第三KK战争即和平

世界分成三大超级国家是一件在二十世纪中叶前即可预料到的事情。俄国并吞了欧洲,美国并吞了英帝国以后。目前的三大强国就有了两个开始有效的存在:欧亚国和大洋国。第三个东亚国是在又经过十年混战以后出现的.这三个超级大国的边界,有些地方是任意划定的,另外一些地方视战争的一时胜负而有变化,但是总的来说,按地理界线而划分。欧亚国占欧亚大陆的整个北部,从葡萄牙到白令海峡。大洋国占南北美,大西洋各岛屿,包括英伦三岛,澳大利亚和非洲南部。东亚国较其他两国为小,占中国和中国以南诸国,日本各岛和满洲、蒙古、西藏大部,但经常有变化,其西部边界不甚明确。

这三个超级国家永远是拉一个打一个,与这个结盟,与那个交战,过去二十五年以来一直如此。但是战争已不再象二十世纪初期几十年那种的你死我活的毁灭性斗争,而是交战双方之间的目标有限的交锋,因为双方都没有能力打败对方,也没有打仗的物质原因,更没有任何真正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这并不是说,不论战争方式也好,对战争的态度也好,已不是那么残酷,或者比较侠义一些了。不是那样,相反,在所有三国之中,战争歇斯底里是长期持续、普遍存在的,象强奸、抢劫、杀戮儿童、奴役人民、对战俘进行报复,甚至烧死活埋,这样的事情都被视为家常便饭,若是我方而不是敌方所为,则更被认为为国尽忠,为民立功。但在实际上,战争影响所及只有少量的人,大多是有高度训练的专家,相对地来说,造成的伤亡较少。若有战争发生,一般都在遥远的边界,确切的地点一般人只能猜测而已,或者在守卫海道战略要冲的水上浮动堡垒附近。在文明的中心,战争的意义不过是消费品长期发生短缺.偶而掉下一颗火箭弹,造成几十人死亡,如此而已。事实上,战争已经改变了性质。确切地说,进行战争的原因的重要性次序已经改变。有些战争动机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几次大战中已经存在,只是程度较小,如今却占了支配的地位,得到有意识的承认和实行。

要了解目前的战争——尽管每隔几年友敌关系总要发生变化,但战争还是那场战争——的性质,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这场战争是打不出一个结局来的。三个超级国家中的任何一国都不可能被任何两国的联盟所绝对打败。它们都势均力敌,天堑一般的防御条件不可逾越。欧亚国的屏障是大片陆地,大洋国是大西洋和太平洋,东亚国是居民的多产勤劳。其次,从物质意义上来说,已不再有打仗的动机。由于建立了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与消费互相配合,争夺市场原来是以前战争的主要原因,现在已告结束,争夺原料也不再是生死攸关的事。

反正这三个超级国家幅员都很广大,凡是所需资源几乎都可以在本国疆界之内获得。如果战争还有什么直接经济目的的话,那就是争夺劳动力了。在三个超级国家之间,大体上有一块四方形的地区,以丹吉尔、布拉柴维尔、达尔文港和香港为四个角,在这个地区里人口占全世界大约五分之一,这个地区从来没有长期属于任何一国。就是为了争夺这人口稠密的地区和北极的冰雪地带,三个大国不断地在角逐。实际上从来没有一个大国曾经控制过这个争夺地区的全部。其中部分地区曾经不断易手,所以造成友敌关系不断的改变,就是因为这样就有机会可以靠突然叛卖而争夺到一块地方。

这些争夺地区都有宝贵的矿藏,其中有些地方还生产重要的植物产品,例如橡胶,这在寒冷地带必须用成本较大的方法来人工合成。但是主要是这些地方有无穷无尽的廉价劳动力储备。不论哪一大国控制了赤道非洲,或者中东国家,或者南印度或者印度尼西亚群岛,手头也就掌握了几十亿报酬低廉、工作辛苦的苦力。这些地区的居民多多少少已经毫不掩饰地沦为奴隶,不断地在征服者中间换手,当作煤或石油一样使用,为的是要生产更多的军备,占领更多的领土,控制更多的劳动力,再生产更多的军备,占领更多的领土,控制更多的劳动力,如此周而复始,一而再再而三地继续下去,永无休止。应该指出,战争从来没有真正超出争夺地区的边缘。欧亚国的边界在刚果河盆地与地中海北岸之间伸缩,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岛屿则不断被大洋国或东亚国轮流占领。在蒙古,欧亚国和东亚国的分界线从来没有稳定过。在北极周围,三大国都声称拥有广大领土,实际上这些地方都杳无人烟,未经勘探。不过力量对比却一直总保持大致上的平衡,每个超级国家的心脏地带一直总没有人侵犯过。此外,赤道一带被剥削人民的劳动力,对于世界经济来说,并非真正不可或缺。他们对世界财富并不增添什么,因为不论他们生产什么东西,都用于战争目的,而进行战争的目的总是争取能够处在一个较有利的地位以便进行另一场战争。这些奴隶人口的劳动力可以增快那场延续不断的战争的速率。但如果没有他们的存在,世界社会的结构,以及维持这种结构的方法,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不同。

现代战争的重要目的(按照双重思想的原则,核心党里的指导智囊是既承认又不承认的)是尽量用完机器的产品而不提高一般的生活水平。自从十九世纪末叶以来,工业社会中就潜伏着如何处理剩余消费品的问题。在目前,很少人连饭也吃不饱,这个问题显然并不迫切,即使没有人为的破坏在进行,这个问题可能也不会迫切。今天的世界同1914年以前相比,是个贫瘠的、饥饿的、败破的地方,如果同那个时代的人所展望的未来世界相比,更其是如此。在二十世纪初期,凡是有文化的人的心目中,几乎莫不认为未来社会令人难以相信的富裕、悠闲,秩序井然、效率很高——这是一个由玻璃、钢筋、洁白的混凝土构成的晶莹夺目的世界。科学技术当时正在神速发展,一般人很自然地认为以后也会这样继续发展下去。但是后来却没有如此,一部分原因是长期不断的战争造成了贫困,一部分原因是科学技术的进步要依靠根据经验的思维习惯,而在一个严格管制的社会里,这种习惯是不能存在的。总的来说,今天的世界比五十年前原始。有些落后地区固然有了进步,不少技术——多少总是与战争和警察侦探活动有关——有了发展,但大部分试验和发明都停顿下来,五十年代原子战争所造成的破坏从来没有完全复原。尽管如此,机器所固有的危险仍旧存在。从机器问世之日起,凡是有识之士无不清楚,人类就不再需要从事辛劳的体力劳动了,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再需要人与人之间保持不平等了。如果当初有意识地把机器用于这个目的,什么饥饿、过度的劳动、污秽、文盲、疾病都可以在几代之内一扫而空。事实上,在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叶相交之间的大约五十年里,机器虽然没有用于这样的目的,但是由于某种自动的过程,所生产的财富有时候不得不分配掉,客观上确实大大地提高了一般人的生活水平。

但同样清楚的是,财富的全面增长有毁灭——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是毁灭——等级社会的威胁。世界上如果人人都工作时间短、吃得好、住的房子有浴室和电冰箱,私人有汽车甚至飞机,那么最重要形式的不平等也许会早已消失了。财富一旦普及,它就不分彼此。没有疑问,可以设想有这样一个社会,从个人财物和奢侈品来说,财富是平均分配的,而权力仍留在少数特权阶层人物的手中。

但是实际上这种社会不能保持长期稳定。因为,如果人人都能享受闲暇和生活保障,原来由于贫困而愚昧无知的绝大多数人就会学习文化,就会独立思考;他们一旦做到这一点,迟早就会认识到少数特权阶层的人没有作用,他们就会把他们扫除掉。从长期来看,等级社会只有在贫困和无知的基础上才能存在。二十世纪初期有些思想家梦想恢复到过去的农业社会,那不是实际的解决办法。那同机械化的趋势相冲突,而后一个趋势在整个世界里都已几乎带有本能性质了,何况,任何国家要是工业落后,军事上就会束手无策,必然会被比较先进的敌国所直接或间接控制。

用限制生产来保持群众贫困,也不是个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在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大概在1920年到1940年之间曾经大规模这么做过。许多国家听任经济停滞,土地休耕,资本设备不增,大批人口不给工作而由国家救济,保持半死半活。但这也造成军事上的孱弱,由于它所造成的贫困并无必要,必然会引起反对。因此问题是,如何维持经济的轮子继续转动而又不增加世界上的真正财富。物品必须生产,但不一定要分配出去。在实践中,要做到这一点的唯一办法是不断打仗。

战争的基本行为就是毁灭,不一定是毁灭人的生命,而是毁灭人类的劳动产品。有些物资原来会使得群众生活得太舒服了,因而从长期来说,也会使得他们太聪明了,战争就是要把这些物资打得粉碎,化为轻烟,沉入海底。战争武器即使没有实际消耗掉,但继续制造它们,仍是一方面消耗劳动力而另一方面又不生产消费品的方便办法。例如水上浮动堡垒所耗劳动力可以制造好几百艘货轮。最后因为陈旧而把它拆卸成为废料,这对无论谁都没有物质上的好处,但为了建造新的水上浮动堡垒,却又要化大量劳动力。原则上,战争计划总是以在满足了本国人口最低需要后把可能剩余的物资耗尽为度。实际上,对于本国人口的需要,估计总是过低,结果就造成生活必需品有一半长期短缺;但这被认为是个有利条件。甚至对受到优待的一些阶层,也有意把他们保持在艰苦的边缘上徘徊,其所以采取这一方针,是因为在普遍匮乏的情况下,小小的特权就能够显得更加重要,从而扩大各个阶层间的差别。按二十世纪初期的标准来看,甚至核心党内人物的生活条件,也是够艰苦朴素的。但是,他所享有的少数奢侈条件——设备完善的宽敞住处、料子较好的衣著、质量较好的饮食烟酒、两三个仆人、私人汽车或直升飞机——使他所处境况与外围党员迥然不同,而外围党员同我们称为“无产者”的下层群众相比,又处在类似的有利地位。整个社会的气氛就是一个围城的气氛,谁有一块马肉就显出了贫富的差异。同时,因在打仗,自有危险,结果就是,要维持生存,把全部权力交给一个少数人阶层就自然成了不可避免的条件。

下文还要述及,战争不仅完成了必要的毁坏,而且所用方式在心理上是可以接受的。原则上,要浪费世上的剩余劳动力,尽可以修庙宇、盖殿堂、筑金字塔,挖了地洞再埋上,甚至先生产大量物品然后再付诸一炬。但这只能为等级社会提供经济基础,而不能提供感情基础。这里操心的不是群众的情绪,群众的态度无关紧要,只要他们保持不断工作就行;要操心的是党员的情绪。甚至最起码的党员,也要使他既有能力,又很勤快,在很有限的限度内还要聪明,但是他也必须是个容易轻信、盲目无知的狂热信徒,这种人的主导情绪是恐惧、仇恨、颂赞、欣喜若狂,换句话说,他的精神状态必须要同战争状态相适应。战争是不是真的在打,这无关紧要。

战争打得好打得坏,由于不可能有决定性的胜利,也无关紧要。需要的只是要保持战争状态的存在。

党所要求于它党员的,是智力的分裂,这在战争的气氛中比较容易做到,因此现在已经几乎人人都是如此,地位越高,这种情况越显著。战争歇斯底里和对敌仇恨在核心党内最为强烈。核心党员担任行政领导,常常必须知道某一条战讯不确,他可能常常发现,整个战争是假的,或者根本没有发生,或者其目的完全不是所宣布的目的;但是这种知识很容易用双重思想的办法来加以消除。同时,核心党员都莫名其妙地相信战争是真的,最后必胜,大洋国将是全世界无可争议的主人,但他们决不会有人对这种信念会有片刻的动摇。

核心党员人人都相信这未来的胜利,把它当作一个信条。达到最后胜利的方法,或者是逐步攻占越来越多的领土,确立压倒优势的力量,或者是发明某种无敌新式武器。谋求发明新式武器工作继续不断,凡是有创造性头脑的人或者喜欢探索的人要为他们过剩的智力找个出路,这是极少数剩下来的活动之一。目前在大洋国,旧观念的科学几乎已不再存在。新话里没有“科学”这一词汇。过去所有的科学成就,其基础就是根据经验的思维方法,但是违反英社的最根本原则。甚至技术进步也只有在其产品能够在某种方式上用于减少人类自由时才能达到。在一切实用艺术方面,不是停滞不前,就是反而倒退了。土地由马拉犁耕种,而书籍却用机器写作。但在至关紧要的问题上——实际上就是说战争和警察侦探活动上——却仍鼓励经验的方法,或者至少是容忍这种方法的。党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征服整个地球,一个是永远消灭独立思考的可能性。

因此党急于要解决的也有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如何在违背一个人本人意愿情况下发现他在想些什么,另外一个是如何在几秒钟之内未加警告就杀死好几亿人。如果说目前还有科学研究在进行的话,这就是研究的题目。今天的科学家只有两类。一类是心理学家兼刑讯官,他们能极其细致地研究一个人面部表情、姿态、声调变化的意义,试验药物、震荡疗法、催眠、拷打的逼供效果。另外一类是化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他们只关心自己专业中同杀人灭生有关的学科。在和平部的庞大实验室里,在巴西森林深处的试验站里,或者在澳大利亚的沙漠里,或者在南极的人迹不到的小岛上,一批批的专家们都在不知疲倦地工作。有的一心制订未来战争的后勤计划;有的在设计体积越来越大的火箭弹,威力越来越强的爆炸物,厚度越来越打不穿的装甲板;有的在寻找更致命的新毒气,或者一种可以大量生产足以灭绝整个大陆的植物的可溶毒药,或者繁殖不怕一切抗体的病菌;有的在努力制造一种象潜艇能在水下航行一样能在地下行驶的车辆,或者象轮船一样可以脱离基地而独立行动的飞机;有的在探索甚至更加可望而不可及的可能性。

例如通过架在几千公里以外空间的透镜把太阳光束集中焦点,或者开发地球中心的热量来制造人为的地震和海啸。

但是这些计划没有一项曾经接近完成过,这三个超级国家没有一个能比别的两国占先一步。更使人奇怪的是,这三个大国由于有了原子弹,实际上已经拥有了一种武器,其威力比它们目前在从事研究的武器大得不知多少。虽然由于习惯使然,党总是说原子弹是它发明的,实际上原子弹早在1940年就问世了,十年后就首次大规模使用。那时在许多工业中心,主要是在欧俄、西欧、北美,扔下了几百个原子弹。结果使得所有国家的统治集团相信,再扔几个原子弹,有组织的社会就完了,那样他们的权力也就完了。自此以后,虽然没有签订什么正式协定,也没暗示有什么正式协定,原子弹就没有再扔。不过三大国还是继续制造原子弹,储存起来以备他们都相信迟早有一天要决战时使用。与此同时,三四十年之内战争艺术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当然,直升飞机比以前的用途更广,轰炸机基本上为自动推进的投射体所代替,脆弱的军舰让位于几乎不沉的水上浮动堡垒,但除此以外,很少变化。坦克、潜艇、鱼雷、机枪、甚至步枪和手榴弹仍在使用。尽管报上和电幕上不断报道杀戮仍在无休无止的进行,但从来没有再重演过以前的战争中常常几个星期就杀死成千上万甚至几百万人的那样殊死大战。

三个超级国家都从来没有想采取会有严重失败危险的战略。凡要采取大规模的行动时,总对盟国进行突然袭击。三大国采取的战略,或者伪装采取的战略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用打仗、谈判、时机选得恰到好处的背信弃义等种种手段,获得一系列基地,把敌国完全包围起来,然后同该敌国签订友好条约,保持几年和平状态,使得对方麻痹大意放弃警惕。在这期间把装好的原子弹的火箭部署在一切战略要地,最后万箭齐发,使对方遭到致命破坏,根本不可能进行报复。这时便同另外剩下的那个世界大国签订友好条约,淮备另一次突然袭击。不用说,这种计划完全是做白日梦,不可能实现。此外,除了在赤道一带和北极局围的争夺地区之外,并没有发生过战事;对敌国领土也从来没有进犯过。这说明了超级国家之间有些地方的国界为什么是随意划定的。例如,欧亚国完全可以轻易地征服英伦三岛,后者在地理上是欧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大洋国也可以把它的疆界推到莱菌河,甚至到维斯杜拉河。但是这就违反了文化统一的原则,这是各方面都遵循的原则,尽管没有明确规定。如果大洋国要征服原来一度称为法兰西和德意志的地方,这就需要或者消灭其全部居民,这项任务有极大的实际困难,或者同化大约为数一亿、就技术发展来说大致与大洋国同等水平的人民。三大超级国家的问题都是一样的。从它们结构来说,绝不能与外国人有任何来往,除非是同战俘或有色人种奴隶进行程度有限的来往。即使对当前的正式盟国也总是极不信任。除了战俘以外,大洋国普通公民从来没有见到过欧亚国或东亚国的一个公民,而且他也不得掌握外语。如果他有机会接触外国人,他就会发现外国人同他自己一样也是人,他所听到的关于外国人的话大部分都是谎言。他所生活的封闭天地就会打破,他的精神所依的恐惧、仇恨、自以为是就会化为乌有。因此三方面都认识到,不论波斯、埃及、爪哇、锡兰易手多么频仍,但除了炸弹以外,主要的疆界决不能越过。

在这里面有一个事实从来没有大声提到过,但是大家都是默认的,并且一切行动都是根据它来采取的,那就是:三个超级国家的生活基本上相同。

大洋国实行的哲学叫英社原则,欧亚国叫新布尔什维主义,东亚国叫的是个中文名字,一般译为“崇死”,不过也许还是译为“灭我”为好。大洋国的公民不许知道其他两国的哲学信条,但是却受到憎恨的教育,把它们看作是对道德和常识的野蛮践踏。

实际上这三种哲学很难区分,它们所拥护的社会制度也根本区别不开来。到处都有同样的金字塔式结构,同样的对一个半神领袖的崇拜,同样的靠战争维持和为战争服务的经济。因此,三个超级国家不仅不能征服对方,而且征服了也没有什么好处。相反,只要它们继续冲突,它们就等于互相支撑,就象三捆堆在一起的秫秸一样。而且总是那样,这三个大国的统治集团对于对方在干些什么又知道又不知道。他们一生致力于征服全世界,但是他们也知道,战争必须永远持续下去而不能有胜利。同时,由于没有被征服的危险,就有可能不顾现实,这是英社原则和它的敌对思想体系的特点。这里有必要再说一遍上面所说过的话,战争既然持续不断,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性质。

在过去的时代里,战争按其定义来说,迟早总要结束,一般非胜即败,毫不含糊。而且在过去,战争也是人类社会同实际现实保持接触的主要手段之一。历代的统治者都想要他们的人民对客观世界接受一种不符实际的看法,但是任何幻觉若有可能损害军事效能,他们决不能鼓励的。只要战败意味着丧失独立,或任何其他的一般认为不好的结果,就必须认真采取预防战败的措施。因此实际方面的事实不能视而不见。在哲学、宗教、伦理、政治方面,二加二可能等于五,但你在设计枪炮飞机时,二加二只能等于四。效能低劣的民族迟早要被征服,要提高效能,就不能有幻觉。此外,要有效能,必须能够向过去学习,这就需要对过去发生的事有个比较正确的了解。当然,报纸和历史书总带有色彩和偏见,但今天实行的那种伪造就不可能发生。

战争是保持神志清醒的可靠保障,就统治阶级而言,这也许是所有保障中最重要的保障。战争虽有胜负,但任何统治阶级都不能完全乱来。

但是等到战争确实是名副其实的持续不断时,它也就不再有危险性了。战争持续不断后,就不再有军事必要性这种事情了。技术进步可以停止,最明显的事实可以否认或不顾。上面已经说过,够得上称为科学的研究工作仍在为战争目的而进行,但基本上是一种白日梦,它不能产生成效,但这并不重要。效能,甚至军事效能,都不再需要。在大洋国里,除了思想警察以外,没有任何事情是有效能的。这三个超级国家没有一个是可以征服的,因此,每一个国家实际上都是个单独的天地,怎么样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都没有关系。现实仅仅通过日常生活的需要才使人感到它的压力,那就是吃饭喝水的需要,住房穿衣的需要,避免误喝毒药或失足掉下高楼等等的需要。在生与死之间,在肉体享受和肉体痛苦之间,仍有差别,但是仅此而已。大洋国公民与外界隔绝,与过去隔绝,就象生活在星际的人,分不清上下左右。这种国家的统治者是绝对的统治者,仿佛法老或凯撒。他们可不能让他们统治下的人民大批饿死,数目大到对自己不利的程度;他们也必须在军事技术上保持同他们敌手一样低的水平;但是一旦达到了最低限度,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歪曲现实。

因此,按以前的战争标准来看,现在的战争完全是假的。这好象是两头反当动物,头上的角所顶的角度都不会使对方受伤。但是,尽管战争不是真的,却不是没有意义的。它耗尽了剩余消费品,这就能够保持等级社会所需要的特殊心理气氛。下文就要说到,战争现在纯粹成了内政。过去各国的统治集团可能认识到共同利益,因此对战争的毁灭性虽然加以限制,但还是互相厮杀的,战胜国总是掠夺战败国。而在我们的时代里,他们互相根本不厮杀了。战争是由一国统治集团对自己的老百姓进行的,战争的目的不是征服别国领土或保卫本国领土,战争的目的是保持社会结构不受破坏。因此,“战争”一词已名不符实。如果说战争由于持续不断已不复存在,此话可能属实。人类在新石器时代到二十世纪初期之间受到的这种特殊压力,现在已经消失,而由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所取代。如果三个超级国家互相不打仗,而同意永远和平相处,互不侵犯对方的疆界,效果大概相同。因为在那样情况下,每一国家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天地,永远不会受到外来危险的震动。因此真正永久的和平同永久的战争一样。这就是党的口号“战争即和平”的内在含义,不过大多数党员对此了解是很肤浅的。

温斯顿暂停一下,没有继续读下去。远处不知什么地方爆发了一颗火箭弹。在一间没有电幕的屋子里一个人关起门来读禁书的世外桃源之感还没有消失。他的与众隔绝和安全的感觉里,还有点身体的乏意、沙发的软意、窗外吹进来的微风吻着他的面颊的痒意。这本书使他神往,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他感到安心。应该说,它并没有告诉他什么新的东西,但这却是吸引他的一部分原因。它说出了他要说的话,如果他能够把他的零碎思想整理出来的话,他也会这么说的。写这本书的人的头脑同他的头脑一样,只是比他要有力得多,系统得多,无畏得多。他觉得,最好的书,是把你已经知道的东西告诉你的书。他刚把书翻回到第一章就听到裘莉亚在楼梯上的脚步声,他站起来去迎接她。她把棕色的工具袋往地上一撂,投入了他的怀抱。他们距上次见面已有一个星期了。

“我搞到那本书了,”他们拥抱了一会后松开时,他告诉她。

“哦,你搞到了吗?那很好,”她没有太多兴趣地说,马上蹲在煤油炉旁边做起咖啡来。

他们上了床半小时后才又回到了这个话题。夜晚很凉爽,得把床罩揭起来盖上身子。下面传来了听熟了的歌声和鞋子在地上来回的咔嚓声。温斯顿第一次见到的那个胳臂通红的结实的女人,几乎成了院子里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白天里,不论什么时候,她总是在洗衣盆和晾衣绳之间来回,嘴里不是咬着晾衣夹子就是唱着情歌。裘莉亚躺在一边,快要睡着了。他伸手把撂在地上的书拾起来,靠着床头坐起来。

“我们一定要读一读,”他说。“你也要读。兄弟会的所有会员都要读。”

“你读吧,”她闭着眼睛说,“大声读。这样最好。你一边读可以一边向我解释。”

时钟指在六点,那就是说十八点。他们还有三、四个小时。他把书放在膝上,开始读起来。

第一KK无知即力量

有史以来,大概自从新石器时代结束以来,世上就有三种人,即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他们又再进一步分为好几种,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名字,他们的相对人数和他们的相互态度因时代而异;但是社会的基本结构不变。即使在发生了大动荡和似乎无法挽回的变化以后,总又恢复原来的格局,好象陀螺仪总会恢复平衡一样,不管你把它朝哪个方向推着转。

“裘莉亚,你没睡着吧?”温斯顿问。

“没睡着,亲爱的,我听着。念下去吧。真精采。”他继续念道:

这三种人的目标是完全不可调和的。上等人的目标是要保持他们的地位。中等人的目标是要同高等人交换地位。下等人的特点始终是,他们劳苦之余无暇旁顾,偶而才顾到日常生活以外的事,因此他们如果有目标的话,无非是取消一切差别,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这样,在历史上始终存在着一场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斗争,其大致轮廓相同。

在很长时期里,上等人的权力似乎颇为巩固,但迟早总有这样一个时候,他们对自已丧失了信心,或者对他们进行有效统治的能力丧失了信心,或者对两者都丧失了信心。他们就被中等人所推翻,因为中等人标榜自己为自由和正义而奋斗,把下等人争取到自己一边来。中等人一旦达到目的就把下等人重又推回到原来的被奴役地位,自己变成了上等人。不久,其他两等人中有一等人,或者两等人都分裂出一批新的中等人来,这场斗争就周而复始。

三等人中只有下等人从来没有实现过自己的目标,哪怕是暂时实现自己的目标。若说整个历史从来没有物质方面的进步,那不免言之过甚。即使在今天这个衰亡时期,一般人在物质上也要比几百年前好一些。但是不论财富的增长,或态度的缓和,或改革和革命,都没有使人类接近平等一步。从下等人的观点来看,历史若有变化,大不了是主子名字改变而已。

到十九世纪末期,许多观察家都看出了这种反复现象。于是就出现了各派思想家,认为历史是一种循环过程,他们自以为能够证明不平等乃是人类生活的不可改变的法则。当然,这种学说一直不乏信徒,只是如今提法有了重要变化而已。在过去,社会需要分成等级是上等人的学说。国王、贵族和教士、律师等这类寄生虫都宣传这种学说,并且用在死后冥界里得到补偿的诺言使这个学说容易为人所接受。而中等人只要还在争取权力的时候,总是利用自由、正义、博爱这种好听的字眼。但是现在,这些还没有居于统率地位、但预计不久就可以居于统率地位的人,却开始攻击这种人类大同的思想了。在过去,中等人在平等的旗帜下闹革命,一旦推翻了原来的暴政,自己又建立了新的暴政。现在这种新的一派中等人等于是事先就宣布要建立他们的暴政。社会主义这种理论是在十九世纪初期出现的,是一条可以回溯到古代奴隶造反的思想锁链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它仍受到历代乌托邦主义的深深影响。但从1900年开始出现了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每一种都越来越公开放弃了要实现自由平等的目标。在本世纪中叶出现的新的社会主义运动,在大洋国称为英社,在欧亚国称为新布尔什维主义,在东亚国一般称为崇死,其明确目标都是要实现不自由和不平等。当然,这种新运动产生于老运动,往往保持了老运动原来的招牌,而对于它们的意识形态只是嘴上说得好听而已。但是它们的目标都是在一定时候阻挠进步,冻结历史。常见的钟摆来回现象,会再次发生,然后就停止不动了。象过去一样,上等人会被中等人赶跑,中等人就变成了上等人;不过这次,出于有意的战略考虑,新的上等人将永远保持自己的地位。

所以产生这种新的学说,一部分原因是历史知识的积累和历史意识的形成,而这在十九世纪以前是根本不存在的。历史的循环运动现在已明显可以识别,或者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如果可以识别,那就可以改变。但是主要的、根本的原因是,早在二十世纪初期,人类平等在技术上已可以做到了。按天赋来说各人不等,而且各有所长,有些人就比别人强些,此话固然仍旧不错,但是阶级区分已无实际必要,财富巨额差别也是如此。在以前的各个时代里,阶级区分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适宜的。不平等的是文明代价。但是由于机器生产的发展,情况就改变了。即使仍有必要让各人做不同的工作,却没有必要让他们生活于不同的社会或经济水平上。因此,从即将夺得权力的那批人的观点来看,人类平等不再是要争取实现的理想,而是要避免的危险。在比较原始的时代里,要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的社会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这种社会却是比较容易使人相信。好几千年以来人类梦寐以求的,就是实现一个人人友爱相处的人间天堂,既没有法律,也没有畜生一般的劳动。有些人纵使在每一次历史变化中都能得到实际好处,这种幻想对他们有一定的吸引力。法国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的后代对于他们自己嘴上说的关于人权、言论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类的话,有点信以为真,甚至让自己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这些话的影响。但是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所有主要的政治思潮都成了极权主义的了。就在人世天堂快可实现的关头,它却遭到了诋毁。每种新的政治理论,不论自称什么名字,都回到了等级制度和严格管制。在1930年左右,观点开始普遍硬化的时候,一些长期以来已经放弃不用的做法,有些甚至已有好几百年放弃不用的做法,例如未经审讯即加监禁、把战俘当作奴隶使用、公开处决、严刑拷打逼供、利用人质、强制大批人口迁徙等等,不仅又普遍实行起来,而且也为那些自认为开明进步的人所容忍,甚至辩护。

只有在全世界各地经过十年的国际战争、国内战争、革命和反革命以后,英社和它的两个对手才作为充分完善的政治理论而出现。但是在它们之前,本世纪早一些时候就曾出现过一般称为集权主义的各种制度,经过当时动乱之后要出现的未来世界主要轮廓,早已很明显了。由什么样一种人来控制这个世界,也同样很明显。新贵族大部分是由官僚分子、科学家、技术人员、工会组织者、宣传专家、社会学家、教师、记者、职业政客组成的。这些人出身中产薪水阶级和上层工人阶级,是由垄断工业和中央集权政府这个贫瘠不毛的世界所塑造和纠集在一起的。同过去时代的对手相比,他们在贪婪和奢侈方面稍逊,但权力欲更强,尤其是对于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更有自觉,更是一心一意要打垮反对派。

这最后一个差别极其重要。与今天的暴政相比,以前的所有暴政都不够彻底,软弱无能。过去的统治集团总受到自由思想的一定感染,到处都留有空子漏洞,只注意公开的动静,不注意老百姓在想些什么。从现代标准来看,甚至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也是宽宏大量的。部分原因在于过去任何政府都没有力量把它的公民置于不断监视之下。但是由于印刷术的发明,操纵舆论就比较容易了,电影和无线电的发明又使这更进一步。接着发明了电视以及可以用同一台电视机同时收发,私生活就宣告结束。对于每一个公民,或者至少每一个值得注意的公民,都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时把他置于警察的监视之下,让他听到官方的宣传,其他一切交往渠道则统统加以掐断。

现在终于第一次有了可能,不仅可以强使全体老百姓完全顺从国家的意志,而且可以强使全体老百姓舆论完全划一。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革命时期以后,社会象过去一样又重新划分为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三类。不过新的这类上等人同它的前辈不同,不是凭直觉行事,他们知道需要怎样来保卫他们的地位。

他们早已认识到,寡头政体的唯一可靠基础是集体主义。财富和特权如为共同所有,则最容易保卫。在本世纪中叶出现的所谓“取消私有制”,实际上意味着把财产集中到比以前更少得多的一批人手中;不同的只是:新主人是一个集团,而不是一批个人。

从个人来说,党员没有任何财产,有的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个人随身财物。从集体来说,大洋国里什么都是属于党的财产,因为什么都归它控制,它有权按它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理产品。在革命以后的几年中,党能够踏上这个统率一切的地位,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反对,因为整个过程是当作集体化的一个步骤而采取的。一般都认为,在没收了资产阶级之后,必然就跟着实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毫无疑义地确实遭到了没收。工厂、土地、房屋、运输工具——都从他们手中夺走了;由于这些东西不再成为私有财产,那必然就是公有财产。英社是从以前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产生的,它袭用了以前社会主义运动的词汇,因此,它在事实上执行了社会主义纲领中的主要一个项目,其结果是把经济不平等永久化了,这可以预见到,也是事先有意如此。

但是把等级社会永久化的问题却比这深刻得多。统治集团只有在四种情况下才会丧失权力:或者是被外部力量所征服;或者是统治无能,群众起来造反;或者是让一个强大而不满的中等人集团出现;或者是自己丧失了统治的信心和意志。这四个原因并不单个起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同时存在。统治阶级如能防止这四个原因的产生就能永久当权。最终的决定性因素是统治阶级本身的精神状态。

在本世纪中叶以后,第一种危险在现实生活中确已消失。三个强国瓜分了世界,不论哪一国都不可征服,除非是通过人口数字上的缓慢变化,而政府只要有广泛的权力,这可以很容易加以避免。第二个危险也仅仅是理论上的危险。群众从来不会自动起来造反,他们从来不会由于身受压迫而起来造反。说真的,只要不给他们比较的标淮,他们从来不会意识到自己受压迫。过去时代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完全没有必要,现在不会允许发生,不过可能发生其他同样大规模的失调,而且也的确发生,但不会产生政治后果,因为不满情绪没有办法可以明确表达出来。至于生产过剩伺题,自从发明机器技术以来一直是我们社会的潜伏危机,但可以用不断战争的办法加以解决(见第三章),为了把民众的斗志保持在必要的高度,这也很有用。因此,从我们目前的统治者的观点来看,唯一真正的危险是有一个新的集团分裂出去,这个集团的人既有能力,又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因此权力欲很大;还有就是在统治者自己的队伍中产生自由主义和怀疑主义。这也就是说,问题是教育,是要对领导集团和它下面的人数更多的执行集团这两批人的觉悟不断地发挥影响。至于群众的觉悟只须在反面加以影响就行了。

了解这个背景以后,对于大洋国社会的总结构,即使还没有了解,也可以由此作出推断。雄踞金字塔最高峰的是老大哥。老大哥一贯正确,全才全能。一切成就、一切胜利、一切科学发明、一切知识、一切智慧、一切幸福、一切美德,都直接来自他的领导和感召,没有人见到过老大哥。他是标语牌上的一张脸,电幕上的一个声音。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他是永远不会死的,至于他究竟是哪一年生的,现在也已经有相当多的人感到没有把握了。老大哥是党用来给世人看到的自己的一个伪装。他的作用是充当对个人比较容易感到而对组织不大容易感到的爱、敬、畏这些感情的集中点。在老大哥之下是核心党,党员限在六百万人,即占大洋国人口不到百分之二。核心党下面是外围党,如果说核心党是国家的头脑,外围党就可以比作手。

外围党下面是无声的群众,我们习惯称为“无产者”,大概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五。按我们上面分类的名称,无产者即下等人,因为赤道地带的奴隶人口由于征服者不断易手,不能算为整个结构中的固定部分或必要部分。

在原则上,这三类人的身份不是世袭的。父母为核心党员,子女在理论上并不生来就是核心党员。加入核心党或外围党都需要经过考试,一般在十六岁时候进行。在种族上没有什么歧视,在地域上也没有什么偏重。在党内最高阶层中可以找到犹太人、黑人、纯印地安血统的南美洲人;任何地方的行政官员都总是从该地区居民中选拔。大洋国任何地方的居民都没有自己是殖民地人民、受远方首都治理的感觉。大洋国没有首都,它的名义首脑是个动向去处谁都不知道的人。除了英语是其重要混合语,新话是其正式语言以外,它没有任何其他集中化的东西。维系它的统治的,不是他们共同的血统,而是共同的信仰。不错,我国的社会是分阶层的,而且阶层分明,非常严格,乍看之下仿佛是按世袭的界线划分的。在不同集团之间,流动性远远不如资本主义制度或者前工业时代那么大。党的两大分支之间,有一定数量的流动,但其程度不大,足以保证质量低劣的人不会吸收到核心党里去,而外围党里有雄心壮志的人有向上爬的机会,但不致为害。在实际生活中,无产阶级者是没有机会升入党内的。他们中间最有天赋的人,若有可能成为不满的核心人物,则干脆由思想警察逐个消灭掉。不过这种情况不一定非永远如此不可,也不成为一种原则。党不是以前旧概念的一个阶级。它并不一定要把权力传给自己的子女;如果没有别的办法选拔最能干的人材担任最高领导工作,它完全愿意从无产阶级队伍中间选拔完全新的一代人来担任这一工作。在关键重大的年代里,由于党不是一个世袭组织,这对消除反对意见起了很大作用。老一辈的社会主义者一向受到反对所谓“阶级特权”的训练,都认为凡不是世袭的东西就不可能长期永存。他们没有看到,寡头政体的延续不一定需要体现在人身上;他们也没有想到,世袭贵族一向短命,而象天主教那样的选任组织有时却能维持好几百年或者好几千年。寡头政体的关键不是父子相传,而是死人加于活人身上的一种世界观,一种生活方式的延续。一个统治集团只要能够指定它的接班人就是一个统治集团。党所操心的不是维系血统相传而是维系党的本身的永存。由谁掌握权力并不重要,只要等级结构保持不变。

我们时代的一切信念、习惯、趣味、感情、思想状态,其目的都是为了要保持党的神秘,防止有人看穿目前社会的真正本质。目前不可能实际发生造反,或者造反的先声。从无产阶级那里,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你不去惹他们,他们就会一代又一代地、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做工、繁殖、死亡,不仅没有造反的冲动,而且也没有能力理解可以有一个不同于目前世界的世界。只有在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你必须给他们以较高的教育的时候,他们才会具有危险性;但是由于军事和商业竞争已不复重要,民众教育水平实际已趋下降。群众有什么看法,或者没有什么看法,已被视为无足轻重的事。因为他们没有智力,所以不妨给予学术自由。而在一个党员身上,哪怕在最无足轻重的问题上都不容有丝毫的不同意见。

党员从生下来一直到死,都在思想警察的监视下生活。即使他在单独的时候,他也永远无法确知自己的确是单独一人。不论他在哪里,不论他在睡觉还是在醒着,在工作还是在休息,在澡盆里还是在床上,他都可能受到监视,事先没有警告,事后也不知自己已受到监视。他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可以放过的。他的友谊、他的休息、他对妻儿态度、他单独的时候的面部表情、他在睡梦中喃喃说的话、甚至他身体特有的动作,都受到严密考察。实际行为不端那就不用说了,而且不论多么细微的任何乖张古怪行为,任何习惯的变化,任何神经性习惯动作,凡是可以视为内心斗争的征象的,无不会受到察觉。他在任何方面都没有选择余地。另外一方面,他的行为并不受到任何法律或任何明文规定的行为法则管辖。大洋国内没有法律。有些思想和行为,如经察觉,必死无疑,但是并没有受到正式的取缔禁止,没完没了的清洗、逮捕、拷打、监禁、气化都不是当作犯了实际罪行的惩罚,而仅仅是为了把一些有朝一日可能犯罪的人清除掉。党员不仅需要有正确的观点,而且需要正确的本能。要求他必须具备的各种信念和态度,有许多从来没有向他明确说明过,而且若要明确说明,势必暴露英社固有的内在矛盾。如果他是个天生正统的人(新话叫思想好(goodthinker)),他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想也不用想,都会知道,正确的信念应该是什么,应该有什么感情。反正,在儿童时代就受到以犯罪停止(crimestop)、黑白(blackwhite)、双重思想(doublethink)这样的新话词汇为中心的细致的精神训练,使他不愿意也不能够对任何问题有太深太多的想法。

对于党员,不要求他有私人的感情,也不允许他有热情的减退。他应该生活在对外敌内奸感到仇恨、对胜利感到得意、对党的力量和英明感到五体投地的那种狂热情绪之中。他对简单乏味的生活所产生的不满,被有意识地引导到向外发泄出来,消失在两分钟仇恨这样的花样上。至于可能引起怀疑或造反倾向的思想,则用他早期受到的内心纪律训练而事先就加以扼杀了。这种训练的最初和最简单的一个阶段,新话叫做犯罪停止(crimestop),在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可以进行。犯罪停止(crimestop)的意思就是指在产生任何危险思想之前出于本能地悬崖勒马的能力。这种能力还包括不能理解类比,不能看到逻辑错误,不能正确了解与英社原则不一致的最简单的论点、对于任何可以朝异端方向发展的思路感到厌倦、厌恶。总而言之,犯罪停止(crimestop)意味着起保护作用的愚蠢。但光是愚蠢还不够,还要保持充分正统,这就要求对自己的思维过程能加以控制,就象表演柔软体操的杂技演员控制自己身体一样。大洋国社会的根本信念是,老大哥全能,党一贯正确。但由于在现实生活中老大哥并不全能,党也并不一贯正确。这就需要在处理事实时要始终不懈地、时时刻刻地保持灵活性。这方面的一个关键字眼是黑白(blackwhite)。这个字眼象新话中的许多其他字眼一样,有两个相互矛盾的含义。

用在对方身上,这意味着不顾明显事实硬说黑就是白的无耻习惯。用在党员身上,这意味着在党的纪律要求你说黑就是白时,你就有这样自觉的忠诚。但这也意味着相信黑就是白的能力,甚至是知道黑就是白和忘掉过去曾经有过相反认识的能力。这就要求不断窜改过去,而要窜改过去只有用那个实际上包括所有其他方法的思想方法才能做到;这在新话中叫做双重思想(doublethink)。

窜改过去所以必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辅助性的原因,也可以说是预防性的原因。那就是,党员所以和无产者那样能够容忍当前的生活条件,一部分原因是他没有比较的标准。为了要使他相信他比他的祖先生活过得好,物质生活平均水平不断地提高,必须使他同过去隔绝开来,就象必须使他同外国隔绝开来一样。但是窜改过去,还有一个重要得多的原因是,需要保卫党的一贯正确性。为了要让大家看到党的预言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不仅需要不断修改过去的讲话、统计、各种各样的纪录,使之符合当前状况,而且不能承认在理论上或政治友敌关系上发生过任何变化。因为改变自己的思想,或者甚至改变自己的政策,无异承认自己的弱点。例如,如果今天的敌人是欧亚国或者东亚国(不论是哪一国),那么那个国家都必须始终是敌人。如果事实不是如此,那么就必须窜改事实。这样历史就需要不断改写。由真理部负责的这种日常窜改伪造过去的工作,就象友爱部负责的镇压和侦察工作一样,对维持政权的稳定乃属必不可少的。

窜改过去是英社的中心原则。这一原则认为,过去并不客观存在,它只存在于文字纪录和人的记忆中。凡是纪录和记忆一致的东西,不论什么,即是过去。既然党完全控制纪录,同样也完全控制党员的思想,那么党要过去成为什么样子就必然是什么样子。同样,虽然过去可以窜改,但在任何具体问题上都决不承认窜改过。因为,不论当时需要把它改成什么样子,在改以后,新改出来的样子就是过去;任何其他不同样子的过去都没有存在过。甚至在同一件事在一年之中得改了好几次而改得面目俱非时,也是如此。党始终掌握绝对真理,很明显,绝对的东西决不可能会不同于现在的样子。

下文将要谈到,要控制过去首先要依靠训练记忆力。要做到所有的文字纪录都符合当前的正统思想,这样机械的事好办。但还需要使得大家对所发生的事的记忆也按所要求的样子。既然有必要改变一个人的记忆或者窜改文字记录,那末也就有必要忘掉你曾经那样做过。可以象学会其他思想上的手法一样学会这种手法。大多数党员和所有正统的和聪明的人都学会了这种手法。在老话中,这很老实地称为“现实控制”。在新话中这叫“双重思想”,不过“双重思想”所包括的还有很多别的东西。

双重思想(doublethink)意味着在一个人的思想中同时保持并且接受两种相互矛盾的认识的能力。党内知识分子知道自己的记忆应向什么方向加以改变;因此他也知道他是在窜改现实。但是由于运用了双重思想,他也使自己相信现实并没有遭到侵犯。这个过程必须是自觉的,否则就不能有足够的精确性;但也必须是不自觉的,否则就会有弄虚作假的感觉,因此也有犯罪的感觉。双重思想是英社的核心思想,因为党的根本目的就是既要利用自觉欺骗,而同时又保持完全诚实的目标坚定性。有意说谎,但又真的相信这种谎言;忘掉可以拆穿这种谎言的事实,然后在必要的时候又从忘怀的深渊中把事实拉了出来,需要多久就维持多久;否认客观现实的存在,但与此同时又一直把所否认的现实估计在内——所有这一切都是绝对必要的,不可或缺。甚至在使用双重思想这个字眼的时候也必须运用双重思想。因为你使用这个字眼就是承认你在窜改现实;再来一下双重思想,你就擦掉了这个认识;如是反复,永无休止,谎言总是抢先真理一步。最后靠双重思想为手段,党终于能够抑制历史的进程,而且谁知道呢,也许还继续几千年有这能力。

过去所有的寡头政体所以丧失权力,或者是由于自己僵化,或者是由于软化。所谓僵化,就是它们变得愚蠢和狂妄起来,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变化,因而被推翻掉。所谓软化,就是它们变得开明和胆怯起来,在应该使用武力的时候却作了让步,因此也被推翻掉了。那就是说,它们丧失权力或者是通过自觉,或者是通过不自觉。而党的成就是,它实行了一种思想制度,能够使两种情况同时并存。党的统治要保持长久不衰,没有任何其他的思想基础。你要统治,而且要继续统治,你就必须要能够打乱现实的意识。因为统治的秘诀就是把相信自已的一贯正确同从过去错误汲取教训的能力结合起来。

不用说,双重思想最巧妙的运用者就是发明双重思想、知道这是进行思想欺骗的好办法的那些人。

在我们的社会里,最掌握实际情况的人也是最不是根据实际看待世界的人。总的来说,了解越多,错觉越大;人越聪明,神志越不清醒。关于这一点,有一个明显的例子:你的社会地位越高,战争歇斯底里越甚。对于战争的态度最最近乎理性的是那些争夺地区的附属国人民。在他们看来,战争无非是一场继续不断的灾祸,象潮汐一样在他们身上淹过去又淹过来。哪一方得胜对他们毫无相干。他们只知道改朝换代不过是为新的主子干以前同样的活,新主子对待他们与以前的主子并无差别。我们称为“无产者”的那些略受优待的工人只是偶尔意识到有战争在进行。必要的时候可以驱使他们发生恐惧和仇恨的狂热,但是如果听之任之,他们就会长期忘掉有战争在进行。只有在党内,尤其在核心党内才能找到真正的战争热情。最坚决相信要征服全世界的人,是那些知道这是办不到的人。这种矛盾的统一的奇怪现象——知与无知,怀疑与狂热——是大洋国社会主要特点之一。官方的意识形态中充满了矛盾,甚至在没有实际理由存在这种矛盾的地方,也存在这种矛盾。例如,社会主义运动原来所主张的一切原则,党无不加以反对和攻击,但又假社会主义之名,这么做,党教导大家要轻视工人阶级,这是过去好几百年来没有先例的,但是又要党员穿着一度是体力工人才穿的制服,所以选定这种服装也是由于这个缘故。党有计划地破坏家庭关系,但是给党的领导人所起的称呼又是直接打动家庭感情的称呼。甚至统治我们的四个部的名称,也说明有意歪曲事实之厚颜无耻到了什么程度。和平部负责战争,真理部负责造谣,友爱部负责拷打,富裕部负责挨饿。这种矛盾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出于一般的伪善,而是有意运用双重思想。因为只有调和矛盾才能无限止地保持权力。古老的循环不能靠别的办法打破。如果要永远避免人类平等,如果我们所称的上等人要永远保持他们的地位,那么目前的心理状态就必须加以控制。

但是写到这里为止有一个问题我们几乎没有注意到,那就是:为什么要避免人类平等?如果说上述情况不错的话,那么这样大规模地、计划缜密地努力要在某一特定时刻冻结历史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这里我们就接触到了中心秘密。上面已经谈到,党的神秘,尤其是核心党的神秘,取决于双重思想。但是最初引起夺取政权和后来产生双重思想、思想警察、不断战争、以及其它一切必要的附带产物的,还有比这更加深刻的原始动机,从不加以坏疑的本能。这个动机实际上包括……

温斯顿发现四周一片沉寂。就好象你突然发现听到一种新的声音一样。他觉得裘莉亚躺着一动不动已有很长时候了。她侧身睡着,腰部以上裸露着,脸颊枕在手心上,一绺黑发披在眼睛上。她的胸脯起伏缓慢,很有规律。

“裘莉亚。”

没有回答。

“裘莉亚,你醒着吗?”

没有回答。她睡着了。他合上书,小心地放在地上,躺了下来,把床罩拉上来把两人都盖好。

他心里想,他还是没有了解到最终的那个秘密。他知道了方法,但是他不知道原因。第一章象第三章一样,实际上并没有告诉他什么他所不知道的东西,只不过是把他已经掌握的知识加以系统化而已。但是读过以后,他比以前更加清楚,自己并没有发疯。居于少数地位,哪怕是一个人的少数,也并不使你发疯。有真理,就有非真理,如果你坚持真理;哪怕全世界都不同意你,你也没有发疯。西沉的夕阳的一道黄色光芒从窗户中斜照进来,落在枕头上。他闭上了眼睛。照在他脸上的落日余辉和贴在他身边的那个姑娘的光滑的肉体,给了他一种强烈的、睡意朦胧的、自信的感觉。他很安全,一切太平无事。他一边喃喃自语“神志清醒不是统计数字所能表达的”,一边就入睡了,心里感到这句话里包含着深刻的智慧。

第二部 第10节

他醒来的时候,有一种睡了很久的感觉,但是看一眼那台老式的座钟,却还只有二十点三十分。他躺着又打了一个盹;接着下面院子里又传来了听惯了的深沉的歌声:

这不过是个没有希望的痴想,它消失得象春日一样快,但是一顾一盼,片言只语,却引起了梦幻,偷走了我的心!

这喋喋不休的歌曲盛行不衰,到处都仍可听到,寿命比《仇恨歌》还长。裘莉亚给歌声吵醒,舒服地伸个懒腰,起了床。

“我饿了,”她说,“我们再做一些咖啡。他妈的!炉子灭了,水也冰凉。”她提起炉子,摇了一摇,“没有煤油了。”

“我们可以向老却林顿要一些吧。”

“奇怪得很,我原来是装满的。我得穿起衣服来,”她又说,“好象比刚才冷了一些。”

温斯顿也起了床,穿好衣服。那不知疲倦的声音又唱了起来:

他们说时间能始愈一切创伤,他们说你总可以把它忘得精光,但是这些年的笑容和眼泪却仍使我心里感到无限悲伤!

他一边束好工作服的腰带,一边走到窗户边上。太阳已经沉到房后去了,院子里不再照射到阳光。地上的石板很湿,好象刚刚冲洗过似的,他觉得天空也好象刚刚冲洗过似的,从屋顶烟囱之间望去,一片碧蓝。那个女人不知疲倦地来回走着,一会儿放声歌唱,一会儿又默不出声,没完没了地晾着尿布。他不知道她是不是靠洗衣为生,还是仅仅给二、三十个孙儿女作牛马?裘莉亚走到他身边来,他们站在一起有些入迷地看着下面那个壮实的人影。他看着那个女人的典型姿态,粗壮的胳臂举了起来往绳子上晾衣服,鼓着肥大的母马似的屁股,他第一次注意到她很美丽。他以前从来没有想到,一个五十岁妇女的身体由于养儿育女而膨胀到异乎寻常的肥大,后来又由于辛劳过度而粗糙起来,象个熟透了的萝卜,居然还可能是美丽的。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如此,而且,他想,为什么不可以呢?那壮实的、没有轮廓的身躯象一块大理石一般,那粗糙发红的皮肤与一个姑娘的身体之间的关系正如玫瑰的果实同玫瑰的关系一样。为什么果实要比花朵低一等呢?

“她很美,”他低声说。

“她的屁股足足有一公尺宽,”裘莉亚说。

“那就是她美的地方,”温斯顿说。

他把裘莉亚的柔软的细腰很轻易地搂在胳膊里。她的身体从臀部到膝部都贴着他的身体。但是他们两人的身体却不能生儿育女。这是他们永远不能做的一件事。他们只有靠用嘴巴才能把他们头脑中的秘密传来传去。但是下面那个女人没有头脑,她只有强壮的胳膊、热情的心肠和多产的肚皮。

他心里想她不知生过了多少子女。很可能有十五个。她曾经有过一次象野玫瑰一样鲜花怒放的时候,大概一年左右,接着就突然象受了精的果实一样膨胀起来,越来越硬,越红,越粗,此后她的一生就是洗衣服、擦地板、补袜子、烧饭,这样打扫缝补,先是为子女,后是为孙儿,没完没了,持续不断,整整干了三十年,到了最后,还在歌唱。他对她感到一种神秘的崇敬,这种感情同屋顶烟囱后面一望无际的碧蓝的晴空景色有些掺杂在一起。奇怪的是对每个人来说,天空都是一样的天空,不论是欧亚国,还是东亚国,还是在这里。天空下面的人基本上也是一样的人——全世界到处都是一样,几亿,几十亿的人,都不知彼此的存在,被仇恨和谎言的高墙隔开,但几乎是完全一样的人——这些人从来不知道怎样思想,但是他们的心里,肚子里,肌肉里却积累着有朝一日会推翻整个世界的力量。如果有希望,希望在无产者中间!他不用读到那本书的结尾,就知道这一定是果尔德施坦因的最后一句话。未来属于无产者。他是不是能够确实知道,当无产者胜利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对他温斯顿史密斯来说,他们建立起来的世界会不会象党的世界那样格格不入呢?是的,他能够,因为至少这个世界会是一个神志清醒的世界。凡是有平等的地方,就有神志清醒。迟早这样的事会发生:力量会变成意识。无产者是不朽的,你只要看一眼院子里那个刚强的身影,就不会有什么疑问。他们的觉醒终有一天会来到。可能要等一千年,但是在这以前,他们尽管条件不利,仍旧能保持生命,就象飞鸟一样,把党所没有的和不能扼杀的生命力通过肉体,代代相传。

“你记得吗,”他问道,“那第一天在树林边上向我们歌唱的鸫乌?”

“它没有向我们歌唱,”裘莉亚说,“它是在为自己歌唱。

其实那也不是,它就是在歌唱罢了。”

鸟儿歌唱,无产者歌唱,但党却不歌唱。在全世界各地,在伦敦和纽约,在非洲和巴西,在边界以外神秘的禁地,在巴黎和柏林的街道,在广袤无垠的俄罗斯平原的村庄,在中国和日本的市场——到处都站立着那个结实的不可打垮的身影,因干辛劳工作和生儿育女而发了胖,从生下来到死亡都一直劳碌不停,但是仍在歌唱。就是从她们这些强壮的肚皮里,有一天总会生产出一种有自觉的人类。你是死者;未来是他们的。但是如果你能象他们保持身体的生命一样保持头脑的生命,把二加二等于四的秘密学说代代相传,你也可以分享他们的未来。

“我们是死者,”他说。

“我们是死者,”裘莉亚乖乖地附和说。

“你们是死者,”他们背后一个冷酷的声音说。

他们猛地跳了开来。温斯顿的五脏六腑似乎都变成了冰块。他可以看到裘莉亚眼里的瞳孔四周发白。她的脸色蜡黄。面颊上的胭脂特别醒目,好象与下面的皮肤没有关系。

“你们是死者,”冷酷的声音又说。

“是在画片后面,”裘莉亚轻轻说。

“是在画片后面,”那声音说。“你们站在原地,没听到命令不许动。”

这开始了,这终于开始了!他们除了站在那里互相看着以外什么办法也没有。赶快逃命,趁现在还来得及逃出屋子去——他们没有想到这些。要想不听从墙上发出来的声音,是不可想象的。接着一声咔嚓,好象打开了锁,又象是掉下了一块玻璃。画片掉到了地上,原来挂画片的地方露出了一个电幕。

“现在他们可以看到我们了,”裘莉亚说。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你们了,”那声音说。“站到屋子中间来。背靠背站着。把双手握在脑袋后面。互相不许接触。”

他们没有接触,但他觉得他可以感到裘莉亚的身子在哆嗦,也许这不过是因为他自己身子在哆嗦。他咬紧牙关才使自己的牙齿不上下打颤,但他控制不了双膝。下面屋子里里外外传来一阵皮靴声。院子里似乎尽是人。有什么东西拖过石板地。那女人的歌声突然中断了。有一阵什么东西滚过的声音,好象洗衣盆给推过了院子,接着是愤怒的喊声,最后是痛苦的尖叫。

“屋子被包围了,”温斯顿说。

“屋子被包围了,”那声音说。

他听见裘莉亚咬紧牙关。“我想我们可以告别了,”她说。

“你们可以告别了,”那声音说。接着又传来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声音,是一个有教养的人的文雅声音,温斯顿觉得以前曾经听到过:“另外,趁我们还没有离开话题,这里是一根蜡烛照你上床,这里是一把斧子砍你的脑袋!”

温斯顿背后的床上有什么东西重重地掉在上面。有一张扶梯从窗户中插了进来,打破了窗户。有人爬窗进来。楼梯上也有一阵皮靴声。屋子里站满了穿着黑制服的强壮汉子,脚上穿着有铁掌的皮靴,手中拿着橡皮棍。

温斯顿不再打哆嗦了,甚至眼睛也不再转动。只有一件事情很重要:保持安静不动,不让他们有殴打你的借口!站在他前面的一个人,下巴象拳击选手一样凶狠,嘴巴细成一道缝,他把橡皮棍夹在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端量着温斯顿。

温斯顿也看着他。把手放在脑袋后面,你的脸和身体就完全暴露在外,这种仿佛赤身裸体的感觉,使他几乎不可忍受。

那个汉子伸出白色的舌尖,舔一下应该是嘴唇的地方,接着就走开了。这时又有一下打破东西的哗啦声。有人从桌上拣起玻璃镇纸,把它扔到了壁炉石上,打得粉碎。

珊瑚碎片,象蛋糕上的一块糖做的玫瑰蓓蕾一样的小红粒,滚过了地席。温斯顿想,那么小,总是那么小。他背后有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接着猛的一声,他的脚踝给狠狠地踢了一下,使他几乎站不住脚。另外有个人一拳打到裘莉亚的太阳穴神经丛,使她象折尺一样弯了起来。她在地上滚来滚去,喘不过气来。温斯顿的脑袋一动也不敢动,但是有时她的紧张、憋气的脸进入到了他的视野之内。甚至在极端恐惧中,他也可以感到打在她的身上,痛在自己的身上,不过怎么痛也不如她喘不过气来那么难受。他知道这是什么滋味:

剧痛难熬,但是你又无暇顾到,因为最最重要的还是要想法喘过气来。这时有两个大汉一个拉着她的肩膀,于个拉着她的小腿,把她抬了起来,象个麻袋似的带出了屋子。温斯顿看到了一眼她的倒过来的脸,面色发黄,皱紧眉头,闭着眼睛,双颊上仍有一点残余的胭脂,这就是他最后看到她的一眼了。

他一动不动地站着。还没有人揍他。他的脑海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想法,这些想法都是自动出现的,但是完全没有意思。他想,不知他们逮到了却林顿先生没有。他想,不知道他们怎样收拾院子里的那个女人的。他发现自己尿憋得慌,但觉得有些奇怪,因为在两三个小时以前刚刚尿过。他注意到壁炉架上的座钟已是九点了,那就是说二十一点。但是光线仍很亮。难道八月里的夜晚,到了二十一点,天还没有黑?他想,不知道他和裘莉亚是不是把时间弄错了——睡了足足一圈时钟,还以为是二十点三十分,实际上已是第二天早上八点三十分。但是他没有继续想下去。这并没有意思。

过道里又传来一阵比较轻的脚步声,却林顿先生走进了屋子。穿黑制服的汉子们的态度马上安静下来。却林顿先生的外表也与以前有所不同了。他的眼光落到了玻璃镇纸的碎片上。

“把这些碎片拣起来,”他厉声说。

一个汉子遵命弯腰。伦敦士腔消失了;温斯顿蓦然明白刚才几分钟以前在电幕上听到的声音是谁的声音了。却林顿先生仍穿着他的平绒旧上衣,但是他的头发原来几乎全白,如今却又发黑了。还有他也不再戴眼镜了。他对温斯顿只严厉地看了一眼,好象是验明他的正身,以后就不再注意他。

他的样子仍可以认得出来,但他已不是原来那个人了。他的腰板挺直,个子也似乎高大了一些。他的脸变化虽小,但完全改了样。黑色的眉毛不象以前那么浓密,皱纹不见了,整个脸部线条似乎都已改变,甚至鼻子也短了一些。这是一个大约三十五岁的人的一张警觉、冷静的脸。温斯顿忽然想起,这是他一辈子中第一次在心里有数的情况下看到一个思想警察。

第三部 第1节

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大概是在友爱部里,但是没有办法弄清楚。

他是在一间房顶很高、没有窗户的牢房里,四壁是亮晶晶的白色瓷砖。隐蔽的灯使得屋子里有一阵凉意,屋于里有一阵轻轻的嗡嗡声不断,他想大概同空气传送设备有关系。

墙边有一条长板凳,或者说是木架,宽度只够一屁股坐下,但是却很长,围着四壁,到了门口才中断。在对门的一面,有个便盆,但没有坐圈。每道墙上都有个电幕,一共四个。

他的肚子感到隐隐作痛。自从他们把他扔进警车带走以后,就一直肚子痛。他也感到饥肠辘辘,饿得难受。他可能有二十四小时没有吃东西了,也可能是三十六小时。他仍不知道他们逮捕他的时候究竟是早上还是晚上,也许永远不会弄清楚了。反正他遭到逮捕以后没有吃过东西。

他尽可能安静地在狭长的板凳上坐着,双手交叠地放在膝上。他已经学会安静地坐着了。如果你随便乱动,他们就会从电幕中向你吆喝。但是他肚子饿得慌。他最想吃的是一片面包。他仿佛记得工作服口袋里还有些碎面包。甚至很可能还有很大的一块,他所以这么想,是因为他的腿部不时碰到一块什么东西。最后他忍不住要想弄个明白,就胆大起来,伸手到口袋里。

“史密斯!”电幕上一个声音嚷道。“6079号史密斯!在牢房里不许把手插入口袋!”

他又一动不动地坐着,双手交叠放在膝上。他被带到这里来以前曾经给带到另外一个地方,那大概是个普通监狱,或者是巡逻队的临时拘留所。他不知道在那里呆了多久,顶多几个小时,没有钟,也没有阳光,很难确定时间。那是个吵闹、发臭的地方。他们把他关在一间象现在这间一样的牢房里,但是很脏很臭,经常关着十多个人。他们大多数人是普通罪犯,不过中间有少数几个政治犯。他静静地靠墙坐着,夹在肮脏的人体之间,心里感到害怕,肚子又痛,因此没有怎么注意周围环境,但是仍旧发现党员囚犯同别的囚犯在举止上有惊人的区别。党员囚犯都一声不响,心里给吓怕了,但是普通囚犯对不论什么事情,或者什么人都毫不在乎。他们大声辱骂警卫,个人财物被没收时拼命争夺,在地板上涂写淫秽的话,吃着偷送进来的东西,这都是他们从衣服里不知什么地方拿出来的,甚至在电幕叫他们安静时也大声反唇相讥。另外一方面,他们有几个人同警卫似乎关系很友善,叫他们绰号,在门上监视洞里把香烟塞过去。警卫们对普通罪犯也似乎比较宽宏大量,即使在不得不用暴力对付他们的时候也是如此。大多数人都要送到强制劳动营中去,因此关于这方面情况有不少谈论。他心里猜想,在劳动营里倒“不错”,只要你有适当的联系,知道周围环境。少不了贿赂、优待、各种各样的投机倒把,少不了玩弄男色和出卖女色,甚至还有用土豆酿制的非法酒精。可以信赖的事都是交给普通罪犯做的,特别是交给匪棍、凶手做的,他们无异是狱中贵族。所有肮脏的活儿都由政治犯来干。

各种各样的囚犯不断进进出出:毒贩、小偷、土匪、黑市商人、酒鬼、妓女。有些酒鬼发起酒疯来需要别的囚犯一起动手才能把他们制服。有一个大块头的女人,大约有六十岁了,乳房大得垂在胸前,因为拼命挣扎,披着一头乱蓬蓬的白发被四个警卫一人抓住一条胳膊或腿抬了进来,她一边还挣扎着乱踢乱打,嘴里大声喊叫。他们把她要想蹋他们的鞋子脱了下来,一把将她扔在温斯顿的身上,几乎把他的大腿骨都坐断了。那个女人坐了起来,向着退出去的警卫大声骂了一句:“操你们这些婊子养的!”她从温斯顿身上滑下来,坐在板凳上。

“对不起,亲爱的,”她说。“全是这些混蛋,要不,我是不会坐在你身上的。他们碰到一个太太连规矩也不懂。”她停了下来,拍拍胸脯,打了一个嗝。“对不起,”她说,“我有点不好过。”

她向前一俯,哇的一声吐了一地。

“这样好多了,”她说,回身靠在墙上,闭着眼睛。“要是忍不住,马上就吐,我是这么说的。趁还没有下肚就把它吐出来。”

她恢复了精神,转过身来又看一眼温斯顿,好象马上看中了他。她的极大的胳膊搂着温斯顿的肩膀,把他拉了过来,一阵啤酒和呕吐的气味直扑他的脸上。

“你叫什么名字,亲爱的?”她问。

“史密斯,”温斯顿说。

“史密斯?”那女人问。“真好玩。我也叫史密斯。唉。”她又感慨地说,“也许我就是你的母亲!”

温斯顿想,她很可能就是他的母亲。她的年龄体格都相当,很有可能,在强制劳动营呆了二十年以后,外表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

除此之外,没有人同他谈过话。令人奇怪的是,普通罪犯从来不理会党员罪犯。他们叫他们是“政犯”,带有一种不感兴趣的轻蔑味道。党员罪犯似乎怕同别人说话,尤其是怕同别的党员罪犯说话。只有一次,有两个女党员在板凳上挨在一起,于是他在嘈杂人声中听到她们匆忙交换的几句低声的话,特别是提到什么“101号房”,他不知道是指什么。

他们大概是在两三小时以前把他带到这里来的,他肚子的隐痛从来没有消失过,不过有时候好些,有时候坏些,他的思想也随之放松或者收缩。肚子痛得厉害时,他就一心只惦记着痛,惦记着饿。肚子痛得好些时,恐惧就袭心。有时他想到自己会碰到什么下场,仿佛真的发生一般,心就怦怦乱跳,呼吸就几乎要停止了。他仿佛感到橡皮棍打在他的手肘上,钉着铁掌的皮靴踩在他的肋骨上了。他仿佛看到自己匍伏在地上,从打掉了牙的牙缝里大声呼救求饶。他很少想到裘莉亚。他不能集中思想在她身上。他爱她,不会出卖她;但这只是个事实,象他知道的算术规律一样明白。但这时他心中想不起她,他甚至没有想到过她会有什么下场。他倒常常想到奥勃良,怀着一线希望。奥勃良一定知道他被逮捕了。他说过,兄弟会是从来不想去救会员的。不过有刮胡子的刀片,他们如果能够的话会送刮胡子刀片进来的。在警卫冲进来以前只要五秒钟就够了。刮胡子刀片就可以割破喉管,又冷又麻,甚至拿着刀片的手指也会割破,割到骨头上。

他全身难受,什么感觉都恢复了,稍为碰一下就会使他痛得哆嗦着往后缩。他即使有机会,他也没有把握会不会用刀片。过一天算一天,似乎更自然一些,多活十分钟也好,即使明知道最后要受到拷打。

有时他想数一数牢房墙上有多少块瓷砖。这应该不难,但数着数着他就忘了已数过多少。他想的比较多的是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时间是什么时候。有一次,他觉得很肯定,外面一定是白天,但马上又很肯定地认为,外面是漆黑一团。

他凭直觉知道,在这样的地方,灯光是永远不会熄灭的。这是个没有黑暗的地方:他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奥勃良似乎理会这个比喻。在友爱部里没有窗户。他的牢房可能位于大楼的中央,也可能靠着外墙;可能在地下十层,也可能在地上三十层。他在心里想象着这一个个地方,要想根据自己身体的感觉来断定,究竟高高地在空中,还是深深地在地下。

外面有皮靴咔嚓声。铁门砰的打开了。一个年轻军官潇洒地走了进来。他穿着黑制服的身躯细而长,全身似乎都发出擦亮的皮靴的光泽,他的线条笔挺的苍白的脸好象蜡制的面具。他叫门外的警卫把犯人带进来。诗人安普尔福思踉跄进了牢房。门又砰的关上了。

安普尔福思向左右做了个迟疑的动作,仿佛以为还有一扇门可以出去,接着就在牢房里来回踱起步来。他没有注意到温斯顿也在屋里。他的发愁的眼光凝视着温斯顿头上约一公尺的墙上。他脚上没有穿鞋,破袜洞里露着肮脏的脚趾。

他也有好几天没有刮胡子了。脸上须根毛茸茸的,一直长到颧骨上,使他看上去象个恶棍,这种神情同他高大而孱弱的身躯和神经质的动作很不相称。

温斯顿从懒洋洋的惰性中振作起一些来。他一定得同安普尔福思说话,即使遭到电幕的叱骂也不怕。甚至很可能安普尔福思就是送刀片来的人。

“安普尔福思,”他说。

电幕上没有吆喝声。安普尔福思停下步来,有点吃惊。

他的眼睛慢慢地把焦点集中到了温斯顿身上。

“啊,史密斯!”他说,“你也在这里!”

“你来干什么?”

“老实跟你说——”他笨手笨脚地坐在温斯顿对面的板凳上。“只有一个罪,不是吗?”他说。

“那你犯了这个罪?”

“看来显然是这样。”

他把一只手放在额上,按着太阳穴,这样过了一会儿,好象竭力要想记起一件什么事情来。

“这样的事情是会发生的,”他含糊其词地说,“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一个可能的例子。没有疑问,这是一时不慎。

我们在出版一部吉卜林诗集的权威版本。我没有把一句诗的最后一个字‘神’改掉。我没有办法!”他几乎气愤地说,抬起头来看着温斯顿。“这一行诗没法改。押的韵是‘杖’①。全部词汇里能押这个韵的就只有十二个字。我好几天绞尽脑汁,想不出别的字来。”

注①英语神(god)和(rod)同韵——译者他脸上的表情改了样,烦恼的神情消失了,甚至出现了几乎高兴的神情。他尽管蓬首垢面,却闪耀着一种智慧的光芒,书呆子发现一些没有用处的事实时所感到的喜悦。

“你有没有想到,”他说,“英国诗歌的全部历史是由英语缺韵这个事实所决定的?”

没有,温斯顿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而且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他也不觉得这一点有什么重要或者对它有什么兴趣。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他问。

安普尔福思又愕了一下。“我根本没有想到。他们逮捕我可能是在两天以前,也可能是在三天以前。”他的眼光在四周墙上转来转去,好象是要找个窗户。“在这个地方,白天黑夜没有什么两样。我看不出你怎么能算出时间来。”

他们又随便谈了几句,接着电幕上毫无理由地吆喝一声,不许他们再说话。温斯顿默默地坐着,双手交叠。安普尔福思个子太大,坐在板凳上不舒服,老是左右挪动,双手先是握在一个膝盖上,过了一会又握在另外一个膝盖上。电幕发出吆喝,要他保持安静不动。时间就这样过去。二十分钟,一个小时——究竟多久,很难断定。接着外面又是一阵皮靴声。温斯顿五脏六腑都收缩起来。快了,很快,也许五分钟,也许马上,皮靴咔嚓声可能意味着现在轮到他了。

门打开了。那个脸上冷冰冰的年轻军官进了牢房。他的手轻轻一动,指着安普尔福思。

“101号房,”他说。

安普尔福思夹在警卫中间踉跄地走了出去,他的脸似乎有点不安,但看不透他。

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温斯顿的肚子又痛了。他的念头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一条轨道上转着,好象一个球不断地掉到同一条槽里。他只有六个念头:肚子痛、一片面包、流血和叫喊、奥勃良、裘莉亚、刀片。他的五脏六腑又是一阵痉挛;皮靴咔嚓声又走近了。门一开,送进来一阵强烈的汗臭。派逊斯走进了牢房。他穿着卡其短裤和运动衫。

这一次是温斯顿吃惊得忘掉了自己。

“你也来了!”他说。

派逊斯看了温斯顿一眼,既不感到兴趣,也不感到惊异,只有可怜相。他开始来回走动,不能安静下来。每次他伸直胖乎乎的膝盖时可以看出膝盖在哆嗦。他的眼光停滞,好象无法使自己不呆呆地看着眼前不远的地方。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温斯顿问。

“思想罪!”派逊斯说,几乎发不出清楚的音来。他的说话腔调表明,他既完全承认自己的罪行,却又不能相信这样的话居然可以适用到自己身上。他在温斯顿前面停了下来,开始热切地求他:“你想他们不会枪毙我的吧?老兄,你说他们会不会?如果你没有干过什么事情,只是有过什么思想,而你又没有办法防止这种思想。他们不会枪毙你的吧?我知道他们会给你一个机会叫你申辩。我相信他们会这样的!他们知道我过去的表现,是不是?你知道我是怎样一个人。我这个人不坏。当然,没有头脑,但是热情。我尽了我的力量为党做工作,是不是?我大概判五年就差不多了,你想是不是?还是十年?象我这样的人在劳动营用处很大。他们不会因为我偶尔出了一次轨就枪毙我的吧?”

“你有罪吗?”温斯顿问。

“我当然有罪!”派逊斯奴颜婢膝地看了一眼电幕。“你以为党会逮捕一个无辜的人吗?”他的青蛙脸平静了一些,甚至有了一种稍带神圣的表情。“思想罪可是件要不得的事情,老兄,”他庄重地说,“它很阴险。你甚至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它就抓住了你。你知道它怎样抓住我的吗?在睡梦里!

是的,事实就是如此。你想,象我这样的人,辛辛苦苦,尽我的本分,从来不知道我的头脑里有过什么坏思想。可是我开始说梦话。你知道他们听到了我说什么吗?”

他压低了声音,好象有人为了医学上的原因而不得不说肮脏话一样。

“‘打倒老大哥!’真的,我说了这个!看来说了还不止一遍。老兄,这话我只对你说,他们没有等这再进一步就逮住了我,我倒感到高兴。你知道我到法庭上去要对他们怎么说吗?我要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及时挽救了我。’”“那么谁揭发你的?”温斯顿问。

“我的小女儿。”派逊斯答道,神情有些悲哀,但又自豪。

“她在门缝里偷听。一听到我的话,她第二天就去报告了巡逻队。一个七岁小姑娘够聪明的,是不是?我一点也不恨她。

我反而为她觉得骄傲。这说明我把她教育得很好。”

他又来回做了几个神经质的动作,好几次眼巴巴地看着便盆。接着他突然拉下了短裤。

“对不起,老兄,”他说,“我憋不住了。等了好久了。”

他的大屁股坐到了便盆上。温斯顿用手遮住脸。

“史密斯!”电幕上的声音吆喝道,“6079号史密斯!不许遮脸。牢房里不许遮脸。”

温斯顿把手移开。派逊斯大声痛快地用了便盆。结果发现冲水的开关不灵。牢房里后来好几小时臭气熏天。

派逊斯给带走了。接着又神秘地来了一些犯人,后来又给带走了。有一个女犯人听到要带到“101号房”里去脸色就变了,人好象顿时矮了一截。有一个时候——如果他带进来的时候是早上,那就是下午;如果是下午,那就是半夜——

牢房里有六个犯人,有男有女。大家都一动不动地坐着。温斯顿对面坐着一个没有下巴颏儿、牙齿外露的男人,他的脸就好象一只驯良的大兔子一样。他的肥胖的多斑的双颊宽松下垂,很难不相信里面没有存储着一些吃的。他的浅灰色的眼睛胆怯地从这张脸转到那一张脸,一看到有人注意他,就马上把视线转移开去。

门打开了,又有一个犯人给带了进来,温斯顿看到他的样子,心里一阵凉。他是一个面目平庸的普通人,可能是个工程师,或者是个技术员。但是教人吃惊的是他面孔的消瘦,完全象个骷髅。由于瘦削,眼睛和嘴巴就大得不成比例,眼睛里似乎有一种对什么人或什么东西都怀有刻骨仇恨的恶狠狠神情。

那个人坐在温斯顿不远的板凳上。温斯顿没有再看他,但是那痛苦的骷髅一般的脸在他的脑海里栩栩如生,好象就在他的眼前一样。他突然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那个人快要饿死了。这个念头似乎同时闪过牢房里其他每个人的脑海。板凳上传开来一阵轻微的骚动。那个没有下巴颏儿的人的眼光一直向那骷髅一般的人瞥去,马上又有点带着疚意地转了开去,可是又忍不住给吸引过去。接着他就坐立不安起来。终于他站了起来,一手插在工作服的口袋里,蹒跚地走过去,有点难为情地拿出一片发黑的面包来给骷髅头的人。

电幕上马上发出一声震耳的怒吼。没有下巴颏儿的人吓了一跳。骷髅头的人马上把手放到身后去,好象要向全世界表示他不要那礼物。

“本姆斯特德,”电幕上的声音咆哮道。“2713号本姆斯特德!把那块面包撂在地上!”

没有下巴颏儿的人把那块面包撂在地上。

“站在原地别动,”那声音说。“面对着门。不许动!”

没有下巴颏儿的人遵命不动,他的鼓鼓的面颊无法控制地哆嗦起来。门砰的打开了。年轻的军官进来以后,闪开一旁,后面进来一个矮壮的警卫,胳膊粗壮,孔武有力。他站在没有下巴颏儿的人面前,等那军官一使眼色,就用全身的力量猛的一拳打在没有下巴颏儿的人的嘴上,用力之猛,几乎使他离地而起。他的身体倒到牢房另一头去,掉在便盆的底座前。他躺在那里好象吓呆了一样,乌血从嘴巴和鼻子中流了出来。他有点不自觉地发出了一阵十分轻微的呻吟声。

接着他翻过身去,双手双膝着地,摇摇晃晃地要想站起来。

在鲜血和口水中,他的嘴里掉出来打成两半的一排假牙。

犯人们都一动不动地坐着,双手交叠在膝上。没有下巴颏儿的人爬回到他原来的地方。他的脸有一边的下面开始发青。他的嘴巴肿得象一片樱桃色的没有形状的肉块,中间有一个黑洞。血一滴一滴地流到他胸前工作服上。他的灰色的眼睛仍旧转来转去看着别人的脸,比以前更加惶恐了,好象他要弄清楚,他受到这样侮辱别人到底怎样瞧不起他。

门打开了。那个军官略一动手,指着那个骷髅头的人。

“101号房,”他说。

温斯顿身旁有人倒吸一口气。那个骷髅头的人一头栽到地上,跪在上面,双手握紧。

“同志!首长!”他叫道。“你不用把我带到那里去!我不是已经把什么都告诉你了吗?你还想知道什么?我没有什么不愿招供的,没有什么!你只用告诉我是什么,我都马上招供。你写下来,我就签字——什么都行!可不要带我到101号房去!”

“101号房,”那军官说。

那个人的脸本已发白,这时已变成温斯顿不相信会有的颜色,肯定无疑地是一层绿色。

“你怎么对待我都行!”他叫道。“你已经饿了我好几个星期了。把我饿到头,让我死吧。枪毙我。吊死我。判我二十五年。你们还有什么人要我招供的吗?只要说是谁,我就把你们要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你们。我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你们要怎样对待他。我有妻子和三个孩子。最大的还不到六岁。你可以把他们全都带来,在我面前把他们喉管割断,我一定站在这里看着。可是千万别把我带到101号房去!”

“101号房,”那军官说。

那个人焦急地一个个看着周围的其他犯人,仿佛有个主意,要把别人来当他的替死鬼。他的眼光落到了那个没有下巴颏儿的人被打烂了的脸。他猛地举起了他的瘦骨嶙峋的胳膊。

“你们应该带他去,不应该带我去!”他叫道。“你们可没有听到他们打烂了他的脸以后他说些什么。只要绘我一个机会,我就可以把他说的话全部告诉你。反党的是他,不是我。”警卫走上前一步。那个人的嗓门提高到尖叫的程度。

“你们可没有叫到他!”他又说,“电幕出了毛病。你们要的是他,不是我,快把他带定!”

那两个粗壮的警卫得俯身抓佐他的胳膊才制服他。可是就在这个当儿,他朝牢房的地上一扑,抓住墙边板凳的铁腿不放。他象畜生似的大声嚎叫。警卫抓住他身子,要把他的手指扳开,可是他紧抓住不放,气力大得惊人。他们拉了他二十秒钟左右。其他犯人安静地坐在一旁,双手交叠地放在膝上,眼睛直瞪瞪地望着前方。嚎叫停止了,那个人已快没有气了。这时又是一声呼号,只是声音不同。原来那个警卫的皮靴踢断了他的一根手指。他们终于把他拽了起来。

“101号房,”那个军官说。

那个人给带了出去,走路摇摇晃晃,脑袋低垂,捧着他给踢伤的手,一点劲儿都没有了。

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如果那个骷髅头带走的时候是午夜,那么现在就是上午了;如果是上午,就是下午。只有温斯顿一个人,这样已有几个小时了。老是坐在狭板凳上屁股发痛,他就站起来走动走动,倒没有受到电幕的叱喝。那块面包仍在那个没下巴颏儿丢下的地方。开始时,要不去看它,真得咬紧牙关才行,但是过了一会,口渴比肚饥更难受了。他的嘴巴干燥难受,还有一股恶臭。嗡嗡的声音和苍白的灯光造成了一种昏晕的感觉,使他的脑袋感到空空如也。

他在全身骨头痛得难受的时候就站起来,可是几乎马上又坐下去,因为脑袋发晕,站不住脚。只要身体感官稍一正常,恐怖便又袭上心头。他有时抱着万一的希望,想到奥勃良和刀片。即使给他送吃的来,不可想象地里面会藏着刀片。他也依稀地想到裘莉亚。她不知在什么地方也在受苦,也许比他还厉害。她现在可能在痛得尖叫。他想:“如果我多吃些苦能救裘莉亚,我肯不肯?是的,我肯的。”但这只是个理智上的决定,因为他知道他应该如此。但他没有这种感觉。在这种地方,除了痛和痛的预感以外,你没有别的感觉。此外,你在受苦的时候,不管为了什么原因,真的能够希望痛苦再增加一些?不过这个问题目前还无法答复。

皮靴又走近了。门打了开来。奥勃良走了进来。

温斯顿要站起来。他吃惊之下,什么戒备都忘掉了。多年来第一次,他忘掉了墙上的电幕。

“他们把你也逮到了!”他叫道。

“他们早就把我逮到了,”奥勃良说,口气里略带一种几乎感到歉意的讽刺。他闪开身子,从他背后出现了一个胸围粗壮的警卫,手中握着一根长长的黑色橡皮棍。

“你是明白的,温斯顿,”奥勃良说,“别自欺欺人。你原来就明白,你一直是明白的。”

是的,他现在明白了,他一直是明白的。但没有时间去想这个。他看到的只有那个警卫手中的橡皮棍。落在什么地方都可能:脑袋顶上,耳朵尖上,胳膊上,手肘上——

手肘上!他瘫了下来,一只手捧着那条挨了一棍的手肘,几乎要跪倒在地。眼前一阵昏花,什么都炸成了一片黄光。不可想象,不可想象一棍打来会造成这样的痛楚!黄光消褪了,他可以看清他们两个人低头看着他。那个警卫看到他那难受劲儿感到好笑。至少有一个问题得到了解答。不管什么原因,你无法希望增加痛苦。对于痛苦,你只能有一个希望:那就是停止。天下没有比身体上的痛苦更难受的了。

在痛苦面前,没有英雄,没有英雄。他在地上滚来滚去,一遍又一遍地这么想着,捧着他那打残了的左臂,毫无办法。

第三部 第2节
他躺在一张好象是行军床那样的床上,不过离地面很高,而且身上好象给绑住了,使他动弹不得。比平时更强的灯光照在他的脸上。奥勃良站在旁边,注意地低头看着他。

另外一边站着一个穿白大褂的人,手中拿着打针的注射器。

即使在睁开眼睛以后,他也是慢慢地才看清周围的环境的。他有一种感觉,好象自已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深深的海底世界,游泳游到这个房间中来的。他在下面多久,他不知道。自从他们逮捕他以来,他就没有见过白天或黑夜。而且他的记忆也不是持续的。常常有这样的时候,意识——甚至在睡觉中也有的那种意识,忽然停止了,过了一段空白间隙后才恢复,但是这一段空白间隙究竟是几天,几星期,还是不过几秒钟,就没法知道。

在手肘遭到那一击之后,噩梦就开始了。后来他才明白,当时接着发生的一切事情只不过是一场开锣戏,一种例行公事式的审讯,几乎所有犯人都要过一遍。人人都得供认各种各样的罪行——刺探情报、破坏,等等。招供不过是个形式,但拷打却是货真价实的。他给打过多少次、每次拷打多久,他都记不得了。不过每次总有五六个穿黑制服的人同时向他扑来。有时是拳头,有时是橡皮棍,有时是铁条,有时是皮靴。他常常在地上打滚,象畜生一样不讲羞耻,蜷缩着身子闪来闪去,想躲开拳打脚赐,但是这是一点也没有希望的,只会招来更多的脚踢,踢在他的肋骨上,肚子上,手肘上,腰上,腿上,下腹上,睾丸上,脊梁骨上。这样没完没了的拳打脚踢有时持续到使他觉得最残酷的、可恶的、不可原谅的事情,不是那些警卫继续打他,而是他竟无法使自己失去意识昏过去。有时候他神经紧张得还没有开始打他就大声叫喊求饶,或者一见到拔出拳头来就自动招供了各种各样真真假假的罪行。也有的时候他下定决心什么都不招,实在痛不过时才说一言半语,或者他徒然地想来个折衷,对自已这么说:“我可以招供,但还不到时候。一定要坚持到实在忍不住痛的时候。再踢三脚,再踢两脚,我才把他们要我说的话说给他们听。”有时他给打得站不住脚,象一袋土豆似的掉在牢房里的石头地上,歇息了几个小时以后,又给带出去痛打。也有时间歇时间比较长。他记不清了,因为都是在睡梦中或昏晕中渡过的。他记得有一间牢房里有一张木板床,墙上有个架子,还有一只洗脸盆,送来的饭是热汤和面包,有时还有咖啡。他记得有个脾气乖戾的理发员来给他刮胡子剪头发,还有一个一本正经、没有感情的白衣护士来试他的脉搏,验他的神经反应,翻他的眼皮,粗糙的手指在他身上摸来摸去看有没有骨头折断,在他的胳膊上打针,让他昏睡过去。

拷打不如以前频繁了,主要成了一种威胁,如果他的答复不够让他们满意就用敲打来恐吓他。拷问他的人现在已不再是穿黑制服的粗汉,而是党内知识分子,都是矮矮的小胖子,动作敏捷,目戴眼镜,分班来对付他。有时一班持续达十几个小时,究竟多久,他也弄不清楚。这些拷问他的人总是使他不断吃到一些小苦头,但是他们主要不是依靠这个。

他们打他耳光,拧他耳朵,揪他头发,要他用一只脚站着,不让他撒尿,用强烈的灯光照他的脸,一直到眼睛里流出泪水。但是这一切的目的不过是侮辱他,打垮他的辩论说理的能力。他们的真正厉害的武器还是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地、无休无止地无情拷问他,使他说漏了嘴,让他掉入圈套,歪曲他说的每一句话,抓住他的每一句假话和每一句自相矛盾的话,一直到他哭了起来,与其说是因为感到耻辱,不如说是因为神经过度疲劳。有时一次拷问他要哭五、六次。他们多半是大声辱骂他,稍有迟疑就扬言要把他交还给警卫去拷打。但是他们有时也会突然改变腔调,叫他同志,要他看在英社和老大哥面上,假惺惺地问他对党到底还有没有半点忠诚,改正自己做过的坏事。在经过好几小时的拷问而精疲力尽之后,甚至听到这样的软话,他也会泪涕交加。终于这种喋喋不休的盘问比警卫的拳打脚踢还要奏效,使他完全屈服。凡是要他说什么话,签什么字,他都一概遵命。他一心只想弄清楚的是他们要他招认什么。这样他好马上招认,免得吃眼前亏。他招认暗杀党的领导,散发煽动反叛的小册子,侵吞公款,出卖军事机密,从事各种各样的破坏活动。他招认早在一九六八年就是东亚国政府豢养的间谍。他招认他笃信宗教,崇拜资本主义,是个老色鬼。他招认杀了老婆,尽管他自己明白,拷问的人也明白,他的老婆还活着。他招认多年以来就同果尔德施坦因有个人联系,是个地下组织的成员。该组织包括了他所认识的每一个人。把什么东西都招认,把什么人都拉下水,是很容易的事。况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合乎事实的。他的确是党的敌人,因为在党的眼里,思想和行为没有差别。

还有另外一种记忆,在他的脑海里互无关联地出现,好象是一幅幅的照片,照片四周一片漆黑。

他在一个牢房里,可能是黑的,也可能有亮光,因为他只看见一双眼睛。附近有一个仪器在慢慢地准确地滴嗒响着。眼睛越来越大,越来越亮。突然他腾空而起,跳进眼睛里,给吞噬掉了。

他给绑在一把椅子上,四周都有仪表,灯光强得耀眼。

一个穿白大褂的人在观看仪表。外面一阵沉重的脚步声。门打开了。那个蜡像一般的军官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两个警卫。

“101号房。”那个军官说。

白大褂没有转身。他也没有看温斯顿;他只是在看仪表。

他给推到一条很大的走廊里,有一公里宽,尽是金黄色灿烂的光,他的嗓门很高,大声笑着,招着供。他什么都招认,甚至在拷打下仍没有招出来的东西都招认了。他把他的全部生平都向听众说了,而这些听众早已知道这一切了。同他在一起的还有警卫,其他拷问者,穿白大褂的人,奥勃良,裘莉亚,却林顿先生,都一起在走廊里经过,大声哭着。

潜伏在未来的可怕的事,却给跳过去了,没有发生。一切太平无事,不再有痛楚,他的一生全部都摆了出来,得到了谅解和宽恕。

他在木板床上要坐起身来,好象觉得听到奥勃良的谈话声。在整个拷问的过程中,他虽然从来没有看见过奥勃良,但是他有这样的感觉,觉得奥勃良一直在他身旁,只是没有让他看见而已。奥勃良是这一切事情的总指挥。派警卫打他,又不让他们打死他,是奥勃良。决定什么时候该让温斯顿痛得尖叫,什么时候该让他缓一口气,什么时候该让他吃饭,什么时候该让他睡觉,什么时候该给他打针;提出问题,暗示要什么答复的,也是奥勃良。他既是拷打者,又是保护者;既是审问者,又是朋友。有一次,温斯顿记不得是在打了麻药针睡着了以后,还是正常睡着了以后,还是暂时醒来的时候,他听到耳边有人低声说:“别担心,温斯顿;你现在由我看管。我观察你已有七年。现在到了转折点。我要救你,要使你成为完人。”他不知道这是不是奥勃良的说话声,但是这同七年以前在另外一个梦境中告诉他“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会”的说话声是同一个人的声音。

他不记得拷问是怎样结束的。有一个阶段的黑暗,接着就是他现在所在的那个牢房,或者说房间,逐渐在他四周变得清楚起来。他完全处于仰卧状态,不能移动。他的身体在每个要紧的节骨眼上都给牵制住了,甚至他的后脑勺似乎也是用什么东西抓住似的。奥勃良低头看着他,神态严肃,很是悲哀。他的脸从下面望上去,皮肤粗糙,神情憔悴,眼睛下面有好几道圈儿,鼻子到下巴颏儿有好几条皱纹。他比温斯顿所想象的要老得多了,大概五十来岁。他的手的下面有一个仪表,上面有个杠杆,仪表的表面有一圈数字。

“我告诉过你,”奥勃良说,“要是我们再见到,就是在这里。”

“是的,”温斯顿说。

奥勃良的手微动了一下,此外就没有任何别的预告,温斯顿全身突然感到一阵痛。这阵痛很怕人,因为他看不清是怎么一回事,只觉得对他进行了致命的伤害。他不知道是真的这样,还是用电的效果。但是他的身体给扒拉开来,不成形状,每个关节都给慢慢地扳开了。他的额头上痛得出了汗,但是最糟糕的还是担心脊梁骨要断。他咬紧牙关,通过鼻孔呼吸,尽可能地不作出声来。

“你害怕,”奥勃良看着他的脸说,“再过一会儿有什么东西要断了。你特别害怕这是你的脊梁骨。你的心里很逼真地可以看到脊椎裂开,髓液一滴一滴地流出来。温斯顿,你现在想的是不是就是这个?”

温斯顿没有回答。奥勃良把仪表上的杠杆拉回去。阵痛很快消退,几乎同来时一样快。

“这还只有四十。”奥勃良说:“你可以看到,表面上的数字最高达一百。因此在我们谈话的时候,请你始终记住,我有能力随时随地都可以教你感到多痛就多痛。如果你向我说谎,或者不论想怎么样搪塞,或者甚至说的不符合你平时的智力水平,你都会马上痛得叫出来。明白吗?”

“明白了,”温斯顿说。

奥勃良的态度不象以前严厉了。他沉思地端正了一下眼镜,踱了一两步。他再说话的时候,声音就很温和,有耐心。

他有了一种医生的、教员的、甚至牧师的神情,一心只想解释说服,不是惩罚。

“温斯顿,我为你操心,”他说,“是因为你值得操心。你很明白你的问题在哪里。你好多年以来就已很明白,只是你不肯承认而已。你的精神是错乱的。你的记忆力有缺陷。真正发生的事你不记得,你却使自己相信你记得那些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幸而这是可以治疗的。但是你自己从来没有想法治疗过,因为你不愿意。这只需要意志上稍作努力,可是你就是不肯。即使现在,我也知道,你仍死抱住这个毛病不放,还以为这是美德。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问你,眼前大洋国是在同哪个国家打仗?”

“我被逮捕的时候,大洋国是在同东亚国打仗。”

“东亚国。很好。大洋国一直在同东亚国打仗,是不是?”

温斯顿吸了一口气。他张开嘴巴要说话,但又没有说。

他的眼光离不开那仪表。

“要说真话,温斯顿。你的(Your)真话。把你以为你记得的告诉我。”

“我记得在我被捕前一个星期,我们还没有同东亚国打仗。我们当时同他们结着盟。战争的对象是欧亚国。前后打了四年。在这以前——”奥勃良的手摆动一下,叫他停止。

“再举一个例子,”他说,“几年以前,你发生了一次非常严重的幻觉。有三个人,三个以前的党员叫琼斯、阿隆逊和鲁瑟福的,在彻底招供以后按叛国罪处决,而你却以为他们并没有犯那控告他们的罪。你以为你看到过无可置疑的物证,可以证明他们的口供是假的。你当时有一种幻觉,以为看到了一张照片。你还以为你的手里真的握到过这张照片。

这是这样一张照片。”

奥勃良手指中间夹着一张剪报。它在温斯顿的视野里出现了大约五秒钟。这是一幅照片,至于它是什么照片,这是毫无问题的。它就是那张照片。这是琼斯、阿隆逊、鲁瑟福在纽约一次党的会议上的照片,十一年前他曾意外见到,随即销毁了的。它在他的眼前出现了一刹那,就又在他的视野中消失了。但是他已看到了,毫无疑问,他已看到了!他忍着剧痛拼命想坐了起来。但是不论朝什么方向,他连一毫米都动弹不得。这时他甚至忘掉了那个仪表了。他一心只想把那照片再拿在手中,至少再看一眼。

“它存在的!”他叫道。

“不,”奥勃良说。

他走到屋子那一头去。对面墙上有个忘怀洞。奥勃良揭起盖子。那张薄薄的纸片就在一阵热风中卷走了;在看不见的地方一燃而灭,化为灰烬。奥勃良从墙头那边转身回来。

“灰烬,”他说,“甚至是认不出来的灰烬,尘埃。它并不存在。它从来没有存在过。”

“但是它存在过!它确实存在!它存在记忆中。我记得它。你记得它。”

“我不记得它,”奥勃良说。

温斯顿的心一沉。那是双重思想.他感到一点也没有办法。如果他能够确定奥勃良是在说谎,这就无所谓了。但是完全有可能,奥勃良真的已忘记了那张照片。如果这样,那么他就已经忘记了他否认记得那张照片,忘记了忘记这一行为的本身。你怎么能确定这只不过是个小手法呢?也许头脑里真的会发生疯狂的错乱,使他绝望的就是这种思想。

奥勃良沉思地低着头看他。他比刚才更加象一个教师在想尽办法对付一个误入歧途但很有培养前途的孩子。

“党有一句关于控制过去的口号,”他说,“你再复述一遍。”

“‘谁能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温斯顿顺从地复述。

“‘谁能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奥勃良说,一边慢慢地点着头表示赞许。“温斯顿,那末你是不是认为,过去是真正存在过的?”

温斯顿又感到一点也没有办法。他的眼光盯着仪表。他不仅不知道什么答复——“是”还是“不是”——能使他免除痛楚;他甚至不知道到底哪一个答复是正确的。

奥勃良微微笑道:“温斯顿,你不懂形而上学。到现在为止,你从来没有考虑过所谓存在是什么意思。我来说得更加确切些。过去是不是具体存在于空间里?是不是有个什么地方,一个有具体东西的世界里,过去仍在发生着?”

“没有。”

“那么过去到底存在于什么地方呢?”

“在纪录里。这是写了下来的。”

“在纪录里。还有——?”

“在头脑里。在人的记忆里。”

“在记忆里。那末,很好。我们,党,控制全部纪录,我们控制全部记忆。因此我们控制过去,是不是?”

“但是你怎么能教人不记得事情呢?”温斯顿叫道,又暂时忘记了仪表。“它是自发的。它独立于一个人之内。你怎么能够控制记忆呢?你就没有能控制我的记忆!”

奥勃良的态度又严厉起来了。他把手放在仪表上。

“恰恰相反,”他说,“你才没有控制你的记忆。因此把你带到这里来。你到这里来是因为你不自量力,不知自重。

你不愿为神志健全付出顺从的代价。你宁可做个疯子,光棍少数派。温斯顿,只有经过训练的头脑才能看清现实。你以为现实是某种客观的、外在的、独立存在的东西。你也以为现实的性质不言自明。你自欺欺人地认为你看到了什么东西,你以为别人也同你一样看到了同一个东西。但是我告诉你,温斯顿,现实不是外在的。现实存在于人的头脑中,不存在于任何其他地方。而且不存在于个人的头脑中,因为个人的头脑可能犯错误,而且反正很快就要死亡;现实只存在于党的头脑中,而党的头脑是集体的,不朽的。不论什么东西,党认为是真理就是真理。除了通过党的眼睛,是没有办法看到现实的。温斯顿,你得重新学习,这是事实。这需要自我毁灭,这是一种意志上的努力。你先要知道自卑,然后才能神志健全。”

他停了一会儿,好象要使对方深刻理解他说的话。

“你记得吗,”他继续说,“你在日记中写:‘所谓自由即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

“记得,”温斯顿说。

奥勃良举起他的左手,手背朝着温斯顿,大拇指缩在后面,四个手指伸开。

“我举的是几个手指,温斯顿?”

“四个。”

“如果党说不是四个而是五个——那么你说是多少?”

“四个。”

话还没有说完就是一阵剧痛。仪表上的指针转到了五十五。温斯顿全身汗如雨下。他的肺部吸进呼出空气都引起大声呻吟,即使咬紧牙关也压不住。奥勃良看着他,四个手指仍伸在那里。他把杠杆拉回来。不过剧痛只稍微减轻一些。

“几个手指,温斯顿?”

“四个。”

指针到了六十。

“几个手指,温斯顿?”

“四个!四个!我还能说什么?四个!”

指针一定又上升了,但是他没有去看它。他的眼前只见到那张粗犷的严厉的脸和四个手指。四个手指在他眼前象四根大柱,粗大,模糊,仿佛要抖动起来,但是毫无疑向地是四个。

“多少手指,温斯顿?”

“四个!快停下来,快停下来!你怎么能够这样继续下去?四个!四个!”

“多少手指,温斯顿?”

“五个!五个!五个!”

“不,温斯顿,这没有用。你在说谎。你仍认为是四个,到底多少?”

“四个!五个!四个!你爱说几个就是几个。只求你马上停下来,别再教我痛了!”

他猛的坐了起来,奥勃良的胳膊围着他的肩膀。他可能有一两秒钟昏了过去。把他身体绑住的带子放松了。他觉得很冷,禁不住打寒战,牙齿格格打颤,面颊上眼泪滚滚而下。他象个孩子似的抱着奥勃良,围着他肩膀上的粗壮胳膊使他感到出奇的舒服。他觉得奥勃良是他的保护人,痛楚是外来的,从别的来源来的,只有奥勃良才会救他免于痛楚。

“你学起来真慢,温斯顿,”奥勃良温和地说。

“我有什么办法?”他口齿不清地说,“我怎么能不看到眼前的东西呢?二加二等于四呀。”

“有时候是四,温斯顿。但有时候是五。有时候是三。

有时候三、四、五全是。你得再努力一些。要神志健全,不是容易的事。”

他把温斯顿放到床上躺下。温斯顿四肢上缚的带子又紧了,不过这次痛已减退,寒战也停止了,他只感到软弱无力,全身发冷。奥勃良点头向穿自大褂的一个人示意,那人刚才自始至终呆立不动,这时他弯下身来,仔细观看温斯顿的眼珠,试了他的脉搏,听了他的胸口,到处敲敲摸摸,然后向奥勃良点一点头。

“再来,”奥勃良说。

温斯顿全身一阵痛,那指针一定升高到了七十,七十五。这次他闭上了眼睛。他知道手指仍在那里,仍旧是四个。现在主要的是把痛熬过去。他不再注意到自己究竟是不是在哭。痛又减退了。他睁开眼睛。奥勃良把杠杆拉了回来。

“多少手指,温斯顿?”

“四个。我想是四个。只要能够,我很愿意看到五个。

我尽量想看到五个。”

“你究竟希望什么;是要我相信你看到五个,还是真正要看到五个?”

“真正要看到五个。”

“再来,”奥勃良说。

指针大概升到了八十——九十。温斯顿只能断断续续地记得为什么这么痛。在他的紧闭的眼皮后面,手指象森林一般,似乎在跳舞,进进出出,互相叠现。他想数一下,他也不记得为什么。他只知道要数清它们是不可能的,这是由于神秘地,四就是五,五就是四。痛又减退了。他睁开眼睛,发现看到的仍是原来的东西。无数的手指,象移动的树木,仍朝左右两个方向同时移动着,互相交叠。他又闭上了眼。

“我举起的有几个手指,温斯顿?”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再下去,就会把我痛死的。

四个,五个,六个——说老实话,我不知道。”

“好一些了,”奥勃良说。

一根针刺进了温斯顿的胳膊。就在这当儿,一阵舒服的暖意马上传遍了他的全身。痛楚已全都忘了。他睁开眼,感激地看着奥勃良。一看到他的粗犷的、皱纹很深的脸,那张丑陋但是聪明的脸,他的心感到一阵酸。要是他可以动弹,他就拿伸出手去,放在奥勃良的胳膊上。他从来没有象现在那样这么爱他,这不仅因为他停止了痛楚。归根结底,奥勃良是友是敌,这一点无关紧要的感觉又回来了。奥勃良是个可以同他谈心的人。也许,你与其受人爱,不如被人了解更好一些。奥勃良折磨他,快到了神经错乱的边缘,而且有一阵子几乎可以肯定要把他送了命。但这没有关系。按那种比友谊更深的意义来说,他们还是知己。反正有一个地方,虽然没有明说,他们可以碰头好好谈一谈。奥勃良低头看着他,他的表情说明,他的心里也有同样的想法。他开口说话时,用的是一种随和的聊天的腔调。

“你知道你身在什么地方吗,温斯顿?”他问道。

“我不知道。但我猜得出来。在友爱部。”

“你知道你在这里已有多久了吗?”

“我不知道。几天,几星期,几个月——我想已有几个月了。”

“你认为我们为什么把人带到这里来?”

“让他们招供。”

“不,不是这个原因。再试一试看。”

“惩罚他们。”

“不是!”奥勃良叫道。他的声音变得同平时不一样了,他的脸色突然严厉起来,十分激动。“不是!不光是要你们招供,也不光是要惩罚你们。你要我告诉你为什么把你们带到这里来吗?是为了给你们治病。是为了使你神志恢复健全!

温斯顿,你要知道,凡是我们带到这里来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治好走的。我们对你犯的那些愚蠢罪行并不感到兴趣。党对表面行为不感兴趣,我们关心的是思想。我们不单单要打败敌人,我们要改造他们。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他俯身望着温斯顿。因为离得很近,他的脸显得很大,从下面望上去,丑陋得怕人。此外,还充满了一种兴奋的表情,紧张得近乎疯狂。温斯顿的心又一沉。他恨不得钻到床底下去。他觉得奥勃良一时冲动之下很可能扳动杠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奥勃良转过身去,踱了一两步,又继续说,不过不象刚才那么激动了:

“你首先要明白,在这个地方,不存在烈士殉难问题。

你一定读到过以前历史上的宗教迫害的事。在中世纪里,发生过宗教迫害。那是一场失败。它的目的只是要根除异端邪说,结果却巩固了异端邪说。它每烧死一个异端分子,就制造出几千个来。为什么?因为宗教迫害公开杀死敌人,在这些敌人还没有悔改的情况下就把他们杀死,因为他们不肯悔改而把他们杀死。他们所以被杀是因为他们不肯放弃他们的真正信仰。这样,一切光荣自然归于殉难者,一切羞耻自然归于烧死他们的迫害者。后来,在二十世纪,出现了集权主义者,就是这样叫他们的。他们是德国的纳粹分子和俄国的共党分子。俄国人迫害异端邪说比宗教迫害还残酷。他们自以为从过去的错误中汲取了教训;不过他们有一点是明白的,绝不能制造殉难烈士。他们在公审受害者之前,有意打垮他们的人格尊严。他们用严刑拷打,用单独禁闭,把他们折磨得成为匍匐求饶的可怜虫,什么罪名都愿意招认,辱骂自己,攻击别人来掩蔽自已。但是过了几年之后,这种事情又发生了。死去的人成了殉难的烈士,他们的可耻下场遗忘了。再问一遍为什么是这样?首先是因为他们的供词显然是逼出来的,是假的。我们不再犯这种错误。在这里招供的都是真的。我们想办法做到这些供词是真的。而且,尤其是,我们不让死者起来反对我们,你可别以为后代会给你昭雪沉冤。后代根本不会知道有你这样一个人。你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得一干二净。我们要把你化为气体,消失在太空之中。

你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登记簿上没有你的名字,活人的头脑里没有你的记忆。不论过去和将来,你都给消灭掉了。你从来没有存在过。”

那么为什么要拷打我呢?温斯顿想,心里感到一阵怨恨。

奥勃良停下了步,好象温斯顿把这想法大声说了出来一样。

他的丑陋的大脸挪了近来,眼睛眯了一些。

“你在想,”他说,“既然我们要把你彻底消灭掉,使得不论你说的话或做的事再也无足轻重——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还不厌其烦地要先拷问你?你是不是这样想?”

“是的,”温斯顿说。

奥勃良微微一笑道,“温斯顿,你是白玉上的瑕疵。你是必须擦去的污点。我刚才不是对你说过,我们同过去的迫害者不同吗?我们不满足于消极的服从,甚至最奴颜婶膝的服从都不要。你最后投降,要出于你自己的自由意志。我们并不因为异端分子抗拒我们才毁灭他;只要他抗拒一天,我们就不毁灭他。我们要改造他,争取他的内心,使他脱胎换骨。我们要把他的一切邪念和幻觉都统统烧掉;我们要把他争取到我们这一边来,不仅仅是在外表上,而且是在内心里真心诚意站到我们这一边来。我们在杀死他之前也要把他改造成为我们的人。我们不能容许世界上有一个地方,不论多么隐蔽,多么不发生作用,居然有一个错误思想存在。甚至在死的时候,我们也不容许有任何脱离正规的思想。在以前,异端分子走到火刑柱前去时仍是一个异端分子,宣扬他的异端邪说,为此而高兴若狂。甚至俄国清洗中的受害者在走上刑场挨枪弹之前,他的脑壳中也可以保有反叛思想。但是我们却要在粉碎那个脑壳之前把那脑袋改造完美。以前的专制暴政的告诫是‘你干不得’。集权主义的告诫是‘你得干’。我们则是‘你得是’。我们带到这里来的人没有一个敢站出来反对我们。每个人都洗得一干二净。甚至你相信是无辜的那三个可怜的卖国贼——琼斯、阿隆逊和鲁瑟福——我们最后也搞垮了他们。我亲身参加过对他们的拷问。我看到他们慢慢地软了下来,爬在地上,哀哭着求饶。我们拷问完毕时,他们已成了行尸走肉。除了后悔自己的错误和对老大哥的爱戴以外,他们什么也没有剩下了。看到他们怎样热爱他,真是很感动人。他们要求马上枪毙他们,可以在思想还仍清白纯洁的时候趁早死去。”

他的声音几乎有了一种梦境的味道。他的脸上仍有那种兴奋、热情得发疯的神情。温斯顿想,他这不是假装的;他不是伪君子;他相信自己说的每一句话。最使温斯顿不安的是,他意识到自己的智力的低下。他看着那粗笨然而文雅的身躯走来走去,时而进入时而退出他的视野里。奥勃良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一个比他大的人。凡是他曾经想到过或者可能想到的念头,奥勃良无不都早巳想到过,研究过,批驳过了。他的头脑包含了温斯顿的头脑。但是既然这样,奥勃良怎么会是疯狂的呢?那么发疯的就一定是他,温斯顿自己了。奥勃良停下来,低头看他。他的声音又严厉起来了。

“别以为你能够救自己的命,温斯顿,不论你怎么彻底向我们投降。凡是走上歧途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幸免。即使我们决定让你寿终,你也永远逃不脱我们。在这里发生的事是永远的。你事先必须了解。我们要打垮你,打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你碰到的事情,即使你活一千年,你也永远无法从中恢复过来。你不再可能有正常人的感情。你心里什么都成了死灰。你不再可能有爱情、友谊、生活的乐趣、欢笑、好奇、勇气、正直。你是空无所有。我们要把你挤空,然后再把我们自己填充你。”

他停下来,跟穿白大褂的打个招呼。温斯顿感到有一件很重的仪器放到了他的脑袋下面。奥勃良坐在床边,他的脸同温斯顿的脸一般高。

“三千,”他对温斯顿头上那个穿白大褂的说。

有两块稍微有些湿的软垫子夹上了温斯顿的太阳穴。他缩了一下,感到了一阵痛,那是一种不同的痛。奥勃良把一只手按在他的手上,叫他放心,几乎是很和善。

“这次不会有伤害的,”他说,“把眼睛盯着我。”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阵猛烈的爆炸,也可以说类似爆炸,但弄不清楚究竟有没有声音。肯定发出了一阵闪光,使人睁不开眼睛。温斯顿没有受到伤害,只是弄得精疲力尽。

他本来已经是仰卧在那里,但是他奇怪地觉得好象是给推到这个位置的。一种猛烈的无痛的打击,把他打翻在那里。他的脑袋里也有了什么变化。当他的瞳孔恢复视力时,他仍记得自己是谁,身在何处,也认得看着他的那张脸;但是不知在什么地方,总有一大片空白,好象他的脑子给挖掉了一大块。

“这不会长久,”奥勃良说,“看着我回答,大洋国同什么国家在打仗?”温斯顿想了一下。他知道大洋国是什么意思,也知道自己是大洋国的公民。他也记得欧亚国和东亚国。但谁同谁在打仗,他却不知道。事实上,他根本不知道在打仗。

“我记不得了。”

“大洋国在同东亚国打仗。你现在记得吗?”

“记得。”

“大洋国一直在同东亚国打仗。自从你生下来以后,自从党成立以来,自从有史以来,就一直不断地在打仗,总是同一场战争。你记得吗?”

“记得。”

“十一年以前,你造了一个关于三个因叛国而处死的人的神话。你硬说自己看到过一张能够证明他们无辜的纸片。

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纸片。这是你造出来的,你后来就相信了它。你现在记得你当初造出这种想法的时候吧?”

“记得。”

“我现在把手举在你的面前。你看到五个手指。你记得吗?”

“记得。”

奥勃良举起左手的手指,大拇指藏在手掌后面。

“现在有五个手指。你看到五个手指吗?”

“是的。”

而且他的确在刹那间看到了,在他的脑海中的景象还没有改变之前看到了。他看到了五个手指,并没有畸形。接着一切恢复正常,原来的恐惧、仇恨、迷惑又袭上心来。但是有那么一个片刻——他也不知道多久,也许是三十秒钟——

的时间里,他神志非常清醒地感觉到,奥勃良的每一个新的提示都填补了一片空白,成为绝对的真理,只要有需要的话,二加二可以等于三,同等于五一样容易。奥勃良的手一放下,这就消失了,他虽不能恢复,但仍旧记得,就象你在以前很久的某个时候,事实上是个完全不同的人的时候,有个栩栩如生的经历,现在仍旧记得一样。

“你现在看到,”奥勃良说,“无论如何这是办得到的。”

“是的,”温斯顿说。

奥勃良带着满意的神情站了起来。温斯顿看到他的左边的那个穿白大褂的人打破了一只安瓿,把注射器的柱塞往回抽。奥勃良脸上露出微笑,转向温斯顿。他重新整了一整鼻梁上的眼镜,动作一如以往那样。

“你记得曾经在日记里写过,”他说,“不管我是友是敌,都无关重要,因为我至少是个能够了解你并且可以谈得来的人?你的话不错。我很喜欢同你谈话。你的头脑使我感到兴趣。它很象我自已的头脑,只不过你是精神失常的。在结束这次谈话之前,你如果愿意,可以向我提几个问题。”

“任何问题?”

“任何问题。”他看到温斯顿的眼光落在仪表上。“这已经关掉了。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你们把裘莉亚怎样了?”温斯顿问。

奥勃良又微笑了。“她出卖了你,温斯顿。马上——毫无保留。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有人这样快投过来的。你如再见到她,已很难认出来了。她的所有反叛精神、欺骗手法、愚蠢行为、肮脏思想——都已消失得一干二净。她得到了彻底的改造,完全符合课本的要求。”

“你们拷打了她。”

奥勃良对此不予置答。“下一个问题,”他说。

“老大哥存在吗?”

“当然存在。有党存在,就有老大哥存在,他是党的化身。”

“他也象我那样存在吗?”

“你不存在,”奥勃良说。

他又感到了一阵无可奈何的感觉袭心。他明白,也不难想象,那些能够证明自己不存在的论据是些什么;但是这些论据都是胡说八道,都是玩弄词句。“你不存在”这句话不是包含着逻辑上的荒谬吗?但是这么说有什么用呢?他一想到奥勃良会用那些无法争辩的、疯狂的论据来驳斥他,心就感到一阵收缩。

“我认为我是存在的,”他懒懒地说,“我意识到我自己的存在。我生了下来,我还会死去。我有胳膊有腿。我占据一定的空间。没有别的实在东西能够同时占据我所占据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老大哥存在吗?”

“这无关重要。他存在。”

“老大哥会死吗?”

“当然不会。他怎么会死?下一个问题。”

“兄弟会存在吗?”

“这,温斯顿,你就永远不会知道。我们把你对付完了以后,如果放你出去,即使你活到九十岁,你也永远不会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只要你活一天,这个问题就-天是你心中没有解答的谜。”

温斯顿默然躺在那里。他的胸脯起伏比刚才快了一些。

他还没有提出他心中头一个想到的问题。他必须提出来,可是他的舌头好象说不出声来了。奥勃良的脸上出现了一丝笑意。甚至他的眼镜片似乎也有了嘲讽的色彩。温斯顿心里想,他很明白,他很明白我要问的是什么!想到这里,他的话就冲出口了。

“101号房里有什么?”

奥勃良脸上的表情没有变。他挖苦地回答:

“你知道101号房里有什么,温斯顿。人人都知道101号房里有什么。”,他向穿白大褂的举起一个手指。显然谈话结束了。一根针刺进了温斯顿的胳膊。他马上沉睡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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